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况

2024-11-01 09: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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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学术界有许多种看法,甚至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社会状况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在此期间战争迭起,换代频繁,玄学兴起,佛道广泛传播。在这种社会情况中通过梳理儒学和佛道在斗争中相互融合的错综复杂关系,可以了解到儒学在这个阶段与两汉时期相比,地位不断衰落,但是也形成了新的特质。

【关键词】：儒学衰落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战争迭起,换代频繁,政治极其昏暗。但是和它政治上的昏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思想上的解放。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有人认为儒学在魏晋时期已经被玄学所代替,南北朝时期佛学占主导地位,儒学始终处于衰微状态。其原因以及影响何在,本文即就此问题展开。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之由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落,首先是和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在两汉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巩固,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相对繁荣,所以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也比较兴盛。但是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繁,逃离户籍的流民成为豪族地主的部曲,通过“屯田”和“户调”的租佃制度养育军事首长兼地主豪强的生活,这种方式成为魏晋时期统治者保持其统治的基础。两汉以来的比较固定的编户齐民的政治制度和剥削方式随着社会的动乱以及农民战争的打击而破产,思想意识领域也从汉代儒家学者对古籍图书的章句训诂上转到了魏晋士人的玄虚清谈。而且随着九品中正制的逐渐确立,做官的必须是门阀世族中人,学习经学在政治上已经失去意义,为魏晋玄学代替汉代经学提供了条件。对于魏晋南北朝的世族来说,他们所关心得,与其说是国家得利益,不如说是自己家门的利益。只要自己家族得利益不受影响,即便是“动天下,灭君主”也没有关系。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曾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他们“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的利益为转移。”同时由于换代;频繁,政治动荡,士人们觉得自己仁不足以救世,义不足以卫己,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不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要么不拘礼法,纵欲放肆。要么归隐田园,还有一些就去追求玄学。普通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去皈依宗教,佛教和道教在此时得到了兴盛的发展。

　　(二)其次,从儒学本身来看

　　(1)经学在汉武帝独尊之后,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空守章句师说,以至于繁琐迂阔。《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即以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意,而务碎义,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另一个发展趋势是与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学结合,援引一些自然现象证明事件,以至于荒诞至极。《后汉书"张衡传》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之所以能在两汉长期的存在,并非因为它自身的活力,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统治者需要它来稳定统治秩序,士大夫需要它来充当入世当官的基石。正因为经学的生存要靠社会维系,当社会才出现动荡变化,经学的就收到了冲击。东汉从顺帝之后,自然灾害频繁,政治昏暗。当接连不断的灾祸、死亡、政治的腐朽黑暗出现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忧虑和恐惧,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对此作出较为满意的答复,两汉经学已经日暮途穷。

　　(2)儒学理论相对于佛道的滞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儒佛道三家的理论而言,儒家的理论明显的落后于佛道二教。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其佛教哲学主要是大乘般若学。东晋末年,印度龙树的中观理论传入以后,与玄学理论融为一体,表现了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道教虽然形成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吸收了道家的玄、道、气等诸多哲学范畴,在哲学思维上,虽不及佛教哲学,但亦有很高的抽象思维水平。道教的著名代表人物葛洪、陶弘景皆以道或玄为体,以气为用,阐述了体用一如的道教哲学本体论。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除了在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外,在哲学本体论上,却无多大进展。范缜虽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具有体用论的意义,但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比之先秦两汉的哲学,并没有前进多少。比之佛道的本体论,落后了一大截。

　　(3)经学社会基础的衰落

　　首先,作为官学的经学在东汉末年却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东汉朝廷自汉灵帝之后,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威,名存实亡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因镇压黄巾起义的地方豪强更成为其后军阀割据的基础。朝廷内部宦官和外戚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最终两败俱伤,地方军阀董卓控制了政府,开启了东汉末年豪强混战的局面。在这样的乱世里,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学术的研究肯定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次,经学作为一种知识传承体系,在古代社会的经济条件下,除了需要皇权的支持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充裕的经济基础和经学知识分子群体,而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群体,社会的大动乱有打击了经学赖以生存的经学世家。

　　(三)此外,士大夫的晋升之路也被堵塞

　　东汉后期,士大夫通过察举征辟入仕的道路出现了障碍。一方面,外戚、宦官为了扩充实力,逐渐将察举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另一方面,汉灵帝办鸿都门学,公开卖官,彻底否定察举制度,对士大夫的打击尤其严重,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儒家学者对儒学本身失去了信心。

　　三、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的影响

　(一)对儒学自身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魏晋南北朝儒学最大的变化在于已经开始融合佛道的一些特质,形成了较早的义理之学,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佛教在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之后,儒学不得不受到它的各方面的影响,儒学对佛教的吸收,不仅表现在充实、丰富了自身的思想内容,而且更表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的思维方法和修行方法。就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佛学重视心性本体论,使这个时期的儒学开始出现了传统儒学所不曾出现的不谈论本体,而是倡导天人合一的心性本体论,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存价值。此外在思想方法上,后世儒学家十分注重体用范畴,以探讨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在休养方法上,儒学家的“主敬、主静”的方法的实行,也和佛教的影响分不开。

　　(二)对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影响

　　两汉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通过经学确立了一整套封建伦理纲常和统治秩序。它既是现实政治的原则,也是统治思想和伦理规范,极大的限制了人们身心自由。然而随着东汉后期社会危机的发展和各种关系的混乱,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规范其实并不如统治者所宣称的那样是绝对和永恒的。于是对它们的怀疑和批判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的思想倾向。在这一点上,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也经开始,到了魏晋时期,“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成为了一种风尚。当时的学者对名教多不以为然,比如“竹林七贤”的阮籍就作《大人先生传》,把循规蹈矩,唯礼是从的儒生比作裤裆里的虱子。这种轻视礼法进而发展为非圣无法,出现了鲍敬言的《无君论》,把魏晋时期的批判思潮推到了极端,对隋唐时代思想的开放由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被打破独尊地位,处于衰落之中,但是儒学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正因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隋唐儒学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成为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班固:《汉书》,《艺文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3]范晔:《后汉书》,《张衡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4]〔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华书局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