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我关于胡适的文章？

胡适娱乐与生活
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入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如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象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他的孩年是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岁才到上海，所以他喜欢吃家乡的饭菜。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主食为米、面、玉米等。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徽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在北方，历代战乱频繁时，逃难迁来的。加之人多田少，不能完全靠吃米食，所以徽州人惯于米、面、杂食。吃些米食，也吃些面食，并且还吃些玉米。歙县南乡，几乎以玉米为主食了。
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每日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总之，他的生活除吸的纸烟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化。
胡适欢喜穿中服。茅盾说，他在上海初见胡适时是夏天，胡适穿的是纺绸褂裤，纺绸长衫，足上穿的丝袜，皮鞋，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他说的情形，确是如此。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
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
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江冬秀也没有很值钱的衣服，至于儿子的衣服，则更是一般了。睡的床也是普通的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也是普通的。总之，他的穿着，说不上朴素，也说不上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他的学者派头。
胡适有什么文娱生活爱好吗？他曾说过，他在上海读书时是爱玩的。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我接触他时，没有看见他打扑克，打麻将是偶一为之。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年代，我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还没有问世，那时，只有留声机，他家有一部，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剧和粤剧等，这是为他的小孩子买的。他的小三（思杜）少时跟着唱片哼，也学会唱几段京剧。
胡适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但戏还是要看的，无论京戏、昆曲、话剧等等，他都看的。他不是戏迷，也不捧什么艺人。一九一八年，他还写了一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今天看起来，这篇文章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尚有史料的价值。
胡适在上海大舞台看过戏，觉得那时做戏的人还是赵如泉、沈韵秋等那些老艺人，没有一个新出的角色。那时，他也在上海游过先施乐园和大世界，看到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他说那里真是平民的娱乐场。到北京后，他也到同乐园看过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庭的《山门》、侯益隆的《阔帐》。但他特别赞赏的是京剧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我到北京时，演京剧的谭老饭早已不在人间，更谈不到程长庚大老板了。可是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三杰鼎立，其他老艺人健在者还多，京戏虽非鼎盛之际，却也盛极一时。余叔岩不常演出，但杨、梅二人唱对台，北京的戏迷，大过其戏瘾。我不懂戏，但我看戏，以看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程砚秋为多，至于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马连良等人的戏，只偶尔一看。那些坤角的戏，我是不看的。有一晚，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不绝口。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叫我去看。我看了孟小冬的戏，果然不错。我从此改变了对坤角的偏见，也去看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的戏了。老白玉霜为评戏，轰动京华，我原来是不看的，后来也看了。
那时，北京最漂亮的电影院仅有真光电影院，院址在东长安街，主要是放映外国影片，胡适去看的，偶尔也看一看中国的影片。
北京没有专门演话剧的场所，也没有演话剧的团体。只有当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菁主演的《茶花女》话剧，轰动一时，胡适去看过，未加评论。他对刘宝权的大鼓，倒也十分称赞。
胡适的朋友，能书善画的友人很多，可是他不爱收藏字、画、碑帖，更不喜欢收藏古玩。他对于文娱只是一般的欣赏，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然则他有什么爱好吗？有！他的爱好是在书———收藏书籍。这一点，下节再叙。
胡适藏书和书斋
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祥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未，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为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