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关于三星堆的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三星堆的直接记载，只能从古蜀国的记载中，以及山海经一样的神话中推测三星堆文化的影子。
毕竟在秦占据巴蜀之前，巴蜀作为蛮荒一样的存在，是游离在中原文明的记载之外的。
而当秦占领巴蜀时，三星堆的文明已经消亡了。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遗址概况
　　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
　　三星堆文物说明图片(20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躺在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源流之一。
　　发现发掘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偶然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 玉剑
　　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遗址面积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1929年初，广汉三星堆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四川农民一锄下去，挖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璀璨时代，三星堆文明得以大见光明。
但是，面对这个奇特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还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三星堆文化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关于三星堆的起源之谜，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近日，一位叫苏三的文化学者发出惊人之言：三星堆文明属于古犹太文明，并非内生。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而古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苏三炮制的这一惊世骇俗论调已经引起了业界“地震”。
三星堆与中东文物的内在渊源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相当数量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特征，”苏三开门见山地坦言，三星堆部分文物的“西方”特征，正是她关于三星堆与古中东出土文物之间存在内在渊源猜想的事实证据，“也是提出猜想的由头儿。”
苏三告诉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三星堆出土的大批以青铜器和玉石为主的文物，明显带有“西方""特点。正是这些与中国商代并行的3000年前的文物，给苏三的猜想带来了无穷的想像空间。
“以三星堆出土的半人半兽面具为例，明显为牛的艺术化处理，上面有牛鼻子、牛眼睛和牛耳朵，而古代闪米特人恰有崇拜牛的习惯，尤其是他们的原始宗教有崇拜金牛的传统，这是一种可称为‘埃皮斯神牛’的公牛崇拜，来源于埃及。”苏三分析说，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很可能就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