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概括点,不要太长....这个是<中国经济论纲>这本书的...

2025-01-15 2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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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国家发展战略
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专题讨论会一

2005-9-5
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莫鲁瓦：

既要保护环境，又要确保社会和经济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循此方针去做，是当务之急。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一个行动纲领；对地方性或各国的领导人来说，如何通过相关的政策而使之得到贯彻和有力的实施，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国政府认为，责任应当共同承担，但应有所区别，我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这方面所实施的基本原则，应根据各国的需要而相应地运用，以便每个国家都得到相应的好处。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为了更好地应对2l世纪的各类挑战，必须在各方面获得应有的知识；我也赞成这一观点。中国政府力促各国加强其研究计划以及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因为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发展真正的源泉。

可持续发展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此乃确保和平和繁荣的基石。身为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种我把它叫做“新的社会契约”的东西，使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合为一体。我真诚地希望，今天所做的工作能为这座大厦奠定基石。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20世纪70年代，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弱势心理，但是现在对本国经济的自信已经替代了这种心理，要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并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要使那些落后地区消除贫困，需要解决一系列困难问题。

和其他经济实体一样，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危机。这种危机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全球性的原因，比如能源的供应。中国正投身到全球化的行列中来，这就使优势与风险并存。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继续奉行谨慎的汇率政策很有信心，几十年后，人们将看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作为三大硬通货支撑起全球的货币体系。

中国在经济方面有很多问题，与之相伴的还有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人喜欢西方的消费方式。当这一代年轻人年龄稍长的时候，他们将要决定选择何种信念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可能会选择儒家思想作为道德标准，这种思想今后将被扩展延伸并被广为接受。

对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打着道德的旗号．抨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感到遗憾，他们对中国几千年来发展形成的文化历史缺乏足够的尊重。
欧洲人清楚地知道，那些美国朋友也应该明白，任何加在中国头上的霸权都只是幻想，也永远不可能得逞。

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

非洲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却十分贫穷，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贫困陷阱。生活在贫困之中意味着人们无法有效地获得资源和服务，变成了文盲，对新的发展过程和方式一无所知。无法预防疾病导致健康恶化、生产力下降。

打破这一循环，需要一项以人为本的、包容的、有利于穷人的发展规划，一项建立在当地的现实基础上并利用当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规划，一项从该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潜力出发并努力创造一种智慧、科学和技术的文化发展规划。一项以人为本的规划意味着确定明确的发展重点和良好的治理，以确保服务的提供，如教育、卫生、电力和洁净水。莫桑比克已经采取了这种方式，近五年来，绝对贫困水平从69％降到54％。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是朝着走出贫困陷阱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非洲联盟及其发展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汁划(NEPAD)，非洲已经对全球化作出了反应。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原则和基本要求是：确保非洲的主权和领导权；社会各阶层广泛而深入的参与；依靠非洲自身的资源和人民实现发展；非洲人民之间强有力的合作；建立一种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将目前非洲与发达周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互利、尊重和尊严的关系。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一个国家只要渴望经济发展，就会逐渐引进民主方式与作法。管理技能可以对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果政府中推举出优秀的领袖，而管理机器也同样出类拔萃的话，那么发展便可很好地保持下去。领袖们也许会出思想，但要通过管理来实现没有一个好的政府管理机器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么再好的思想或策略也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把握经济的运作方式。要了解影响经济的各种力量，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样是需要时间的。

罗马俱乐部名誉会长迪茨·霍赫莱特纳：

地球是人类的栖息地，也是人类唯一的自然遗产。人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可以获得的资源和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负担是有限的，而且必须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要。

现在，世界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在市场经济被奉为全球的金牛犊(以色列的崇拜偶像——译注者)的同时，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世界已经超越了某些最神圣的自然的界限。

我们有义务在这个历史艰难转折点上提出答案，即促进建立新的消费方式。这种新的消费方式要有助于推翻目前浪费的经济模式，它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同时保护环境，确保子孙后代可以生存。为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经济学家、环境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研究，统一认识，共同创造人类乐观的未来。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吴光正：

一些外国经济学家曾断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资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如果未来经济发展仍然维持过去的方式，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将难以持久。对此，我认为必须从发展战略上做出调整。首先，我们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现代工业化道路，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WTO框架下，现代企业必需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需符合所谓“绿色产品”标准及生产工序，才可进入市场，而香港早已存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想在此重申，就是好好利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

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

可持续发展既是世界范围的问题，也是区域性的问题。

由于地域相同，自然条件相同，亚洲存在着许多亚洲特有的紧迫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亚洲人民自己。这也正是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日中阿国合作的意义所在。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

一个世纪前，世界经济的年增长是以上亿美元计算的，而今天则以万亿计算。这种飞速增长的结果是：森林减少、土地侵蚀、水位降低、作物减产、气温上升、鱼类衰竭、沙漠扩张、牧场恶化、珊瑚礁死亡、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更强的风暴和物种消失。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接近崩溃的边缘!

如果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建立循环型的经济模式。建立新经济模式的关键是让市场说出环境的真相。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都能通过新技术得到解决。

人类的文明并不是第一次面对由于环境破坏而引发的文明消亡的威胁。现在的挑战是我们必须赶在旧经济系统将自然环境彻底破坏之前，以战争时代的高速度去建立新经济。

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突破资源约束是无法回避的突出问题。走节约资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并不是应对资源紧缺的权宜之汁，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要把节约资源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一，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二，要积极采用新技术；三，把为节约资源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四，要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五，要扩大在资源节约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六，立法要加强。

全国人大常委、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冯之浚：

加深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与互动，构建有现代意义、现实品格的中国新文化，对于从文化的深度，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包括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其中，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护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也关注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求得“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和谐目标。

今天我们应立足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继承、发展、深化天人调谐思想，使之发扬光大，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并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最终使人类永久性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摆脱为争夺资源、财富、地位而形成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心理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

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追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环境的物质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必须面对的具有共同性的基本问题。

工业文明时期先期工业化国家处理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做法是转移和转嫁。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制定超越“转移与转嫁”战略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石。这一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和谐”，关键在于“转变”。具体说，这一战略指出的目标状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地区之间的和谐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这一战略指出的发展途径是转变。抽象地说是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具体地说是转变以往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生态环境保护脱节甚至对立的发展模式，力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消除因经济发展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这一战略在本质上是对工业发达国家过去所采用的“转移、转嫁”战略的跨越。对中国而言，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的实际，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过去我们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说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不管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因此，“猫的颤色”是不重要的。实际上，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称之为“黑色发展”，形象地讲是“黑猫的发展”。它激化了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问的矛盾。现在，“猫的颜色”是重要的，就是要从“黑猫”变成“绿猫”，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

未来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这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

2l世纪世界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还必须要“绿色崛起”。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人力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才能够顺利实现历史性崛起。

美国高盛公司学者乔舒亚·雷默：

和谐社会观和科学发展观是左右中国选择发展模式的两大观念。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发展模式“运行很好”，但现在需要反思，把经验升华为理论，确立新模式。新模式绝非否定旧模式，而是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勾画“十一五”规划的关键时期，中国不妨把“自我组织的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新五年规划的目标。“自我组织”是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纽带。

“自我组织”的发展模式应强调以下三点：

一、加强沟通。中央政府应着眼于“目标导向”而非“过程导向”，应加强指引地方政府的发展方向，再由地方政府自主调配资源和力量，从而激发地方和群众的“自我组织”性。

二、确保灵活。政策应给予人民灵活选择的空间。以城市化为例，强调城市化不仅要考虑经济后果，也要考虑社会和文化效应。成都市政府把工作放在创造城市化环境上，着力打破城乡藩篱，从而给城乡居民都提供了选择的灵活性，这体现了“灵活体制”和“命令体制”的差异。

三、廓清权责。中国应加强依法治国，这绝不仅仅是多通过几条法律，而是要持久地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惟有如此，中国公民才能明晰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是什么，才能畅所欲言，积极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

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综合反映和内在统一。发展度就是把握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健康发展；协调度是要把自然、社会、经济的发展综合一起进行考虑；持续度是要保证今天、明天乃至未来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只有同时考虑三个度的统一才能完成。

要实现三个度的统一，必须确定可持续发展内部五项基本支持系统：一是生存支持系统—可持续发展凭借的门槛；二是发展支持系统—引导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三是环境支持系统—可持续发展限制的上限；四是社会支持系统—对可持续发展组织的有序能力；五是智力支持系统—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为了共同构建五大支持系统，中国未来50年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应该是：用50年的时间全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入到世界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前十名。

智利自由发展协会执行主任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

30年前，智利发生了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但目前智利经济实力居南美地区首位，人民生活质量是该地区中最好的国家之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得益于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将有限资源的分配交给了自由的市场。

智利的改革计划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经济的开放、财政账目的调整、中央银行独立和微观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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