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从孙权建都武昌到夷陵之战期间的历史啊？越详细越好

　　一、孙权建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武昌是孙吴至为关键的军事要地，史称：“三国争衡，（武昌）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2〕（卷27《江南道·鄂州》）它“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左连襄、汉”，为江东镇守之中，“非但捍御上游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3〕（卷76《武昌府》）就兼顾中下游以及对外发展而言，武昌要比其他地方为优，对孙吴立国江东具有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孙权执政江东伊始，即定下其发展战略：占荆州，取益州，竟长江之所极，然后建号帝王以召令天下。〔4〕（卷54《鲁肃传》）赤壁之战后，倘若按孙氏的发展战略，很可能选择“北据汉沔，利尽南海”的中心地带武昌作为建都之地。但此时孙权为何不建都武昌呢？是否真的如研究者所认为就是因为经济与地理形势上不适合建都？〔5〕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孙、刘为了避免覆亡的命运，双方建立战时联盟，终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但赤壁战后，曹操“威力实重”，〔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双方在江淮一线的争夺还在继续进行。曹氏对于赤壁之役的失败耿耿于怀，企图卷土重来。因此，为“多（曹）操之敌”，〔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不得不走继续与刘备合作的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孙刘联盟，除了与刘备联姻、借荆州之南郡予刘备外，还听从刘备的建议，于建安十六年建都长江下游之建业（今南京市）。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云：“（张）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处俱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形势，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又注引《献帝春秋》载：“刘备至京（京口），谓孙权曰：‘吴去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活动的经历考察，刘备劝孙权都秣陵之事，当发生在赤壁之役后，他到江东应婚和要求借取孙吴荆州南郡之时。

　　张纮以“王气”（其实是地理形势）所在建议孙权都秣陵，不被孙权采纳，而刘备亦以地理形势劝之，孙权即表示同意，表明当时刘备对孙权建都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备的意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的就是因其是孙权的战略伙伴，是同盟，孙权要极力结好于他，尊重他的意见。刘备以军事地理形势劝孙权都长江下游的京口、秣陵或其他地方，除了表示对孙权的关心与友好外，更有其自私之意。刘备的建国方略的基点是“跨有荆、益”。刘备借荆州南郡，是欲实现“
　　跨有荆、益”，〔4〕（卷35《诸葛亮传》）行《隆中对》之战略的重要一步。让孙权都下游，则是保证其“跨有荆、益”的必要条件，若孙权定都上游的武昌或荆州其他地方，无疑对刘备的发展不利，可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与让孙权都长江下游两者是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的刘备一直都没提江东上游的武昌或其他地方可作为孙吴都城，即暗示孙权，自己希望在上游得到发展，不愿孙权在上游争夺。刘备当时的思想，应与要求“借取荆州”是统一的。而睿智的孙权以言行也向刘备表明，自己将择都下游，在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寻求发展，以尽可能地满足刘备的心意，维持和巩固孙刘联盟。
　　总之，赤壁之战后，孙权与刘备联姻、借荆州给刘备和建都建业，是三位一体的，都是加强与刘备的战略伙伴关系、重视孙刘联盟的战略措施。相形之下，孙权建都建业，对巩固与刘备的同盟关系的政治意义可能要比向刘备“进妹”、“借荆州”大一些。因为这标志着孙权暂时放弃原定的“竟长江之所极”的发展战略，对刘备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孙权通过这三大措施，稳定了西部境土，保证了自己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孙、刘三家经过数年的相互角逐，势力的调整，构成了新的政治军事格局，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特别是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夺取益州后，实力大增，成为孙吴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孙、刘从各自的战略出发，围绕荆州的归属，双方矛盾急剧上升，局部的冲突时时爆发。《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要求刘还原所借荆州（南郡），刘不许。孙权所置长沙等三郡长吏，亦被关羽所逐。“（孙）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杀关羽，取荆州，孙权的指挥行营转到公安，稳定了上游战局，但荆州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继曹丕称帝后，即准备大军伐吴，抢夺荆州。荆州形势的严峻，“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3〕（卷75《湖广一》）因此，孙权在取得争夺荆州阶段性胜利之后，并没有回建业，而是立即“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取‘武运弘昌’之意）。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4〕（卷47《吴主传》）八月，城武昌。孙权谕令诸将：“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4〕（卷47《吴主传》）言语中透露出孙氏对政治、军事形势的忧虑与警醒，从而决定定都武昌。由此可知，孙氏定都武昌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利用武昌进攻退守的兵要地理形势，集中力量与蜀汉、曹魏抗衡，保卫孙吴西部境土的安全，并相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另外，孙权之所以能离建业而都武昌，也与下游军事压力减轻有关。孙权与刘备交恶时，努力地结好魏。魏文帝曹丕也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在江淮地区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政治上予孙权以支持。

　　孙权建都武昌时期也是孙刘（吴蜀）联盟关系重新恢复、发展时期。经过夷陵之战的较量，孙吴稳固地取得荆州南部地区，其西部的边境得以巩固，而蜀国国力空前削弱，已很难再构成对吴的威胁。执掌蜀汉大政的诸葛亮奉行与孙吴和好的政策，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维护汉室正统的蜀承认其合法。《三国志·吴主传》载：当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心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如此，合作代替了对抗，吴蜀联盟重新比较巩固地确立。孙吴来自上游蜀国的威胁基本消除，而上游抵御北方曹魏的压力则因蜀国的分担大大减轻。同时，孙权把都城迁离上游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吴蜀联盟的尊重。另一方面，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孙吴大将周鲂、陆逊败曹休于石亭，基本解除了曹魏对长江中游的威胁，而下游地区来自北方曹魏的威胁已大大增加。魏黄初五年、六年，魏文帝曹丕即两次亲自发兵临广陵，企图操戈东吴。又加上“
　　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
　　内难示弥”。〔4〕（卷47《吴主传》）更重要的是，自夷陵之战以来，三国鼎立的形势也已经确立，孙权向上游发展受到扼制。如此一来，孙权的战略重心不得不转向经营长江下游的江北防线，稳定长江下游统治区。武昌作为孙吴最高军事、政治权力中心显然是不大合适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孙权于黄龙元年九月，迁都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