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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世纪中期的日本为例，结合史实说明日本政府在其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作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2025-03-09 0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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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以大名、商人、资本家、新兴地主为主体的改革力量，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了幕府统治，而后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日本逐步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认清明治维新的局限性。由于改革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日本强大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回答（2）：

　　日本关于发展的主要观点是：追求长远的实际目标和阶段性的实际部门战略；不同初始状态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强调政府在推动改革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条件必须由政府有意识地不懈努力才能培养起来；以及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应实行集权发展主义（这一点虽未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指出，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1、最高政策偏好是重视实际产业部门
　　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并且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人力财力和时间都严重紧缺。建议这些政府同时解决所有问题根本就算不上是建议。就最高政策偏好而言，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援助中起推动作用的基金，通常建议经济危机国家实行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即尽快的全面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大多数日本援助官员认为这种不顾特定背景地执着于财政和宏观经济的方法十分狭隘且不平衡。通货膨胀确应治理，但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特别是当一个国家陷入产出大滑坡、失业剧增、政局动荡、宗教冲突、法制不健全以及公众不满情绪高涨的严重困境时。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最高的政策偏好应是实际经济部门，即如何制止产出滑坡，如何保障就业，如何实现产业重组和更新等等，而不是金融方面。对实际部门的关注要优先于货币、预算和通货膨胀。
　　这种政策倾向于1946—1948年在日本得到生动体现。当时日本战败之后陷于经济崩溃和三位数的通胀。当时著名的报告《重振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外交部1946年）中充满了关于实际部门的讨论，逐个行业的现状分析，提出克服困境的具体措施和未来出口设想。关于如何制止战后通货膨胀在1947年左右有过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三派：（1）“快速稳定”，通过剧烈的货币政策尽快地消除通胀；（2）“有条件的快速稳定”，当产出恢复到战前60%的水平时再快速稳定；（3）“适度稳定”〔如渐进法〕，通过逐步降低通胀和接受外援复兴经济。尽管争论剧烈，但每一派都同意最主要的是保障产出和就业，分歧只在于达到共同目标的最好方法。为了稳定物价而牺牲产出的想法根本不予考虑。
　　2、注重政策目标的长期性。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注重实际部门发展的自然结果。金融政策，如货币供应、预算、利率、汇率，可在短期内急剧改变〈只要不影向政局〉。但实际目标，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出口基础和技术，却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在隔夜之间实现。显然，强调实际目标的战略必然是一个长远发展的战略。
　　这一战略有如下几种形式：（1）确立长远国家目标。如计划在5年内创造多少个新的就业岗位，10年内收入翻两番，建立一种新的产业，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等等。（2）设计全面和具体的实现步骤。根据长远目标决定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其常见的具体形式体现在5年计划和类似的官方远景规划中。这些远景规划和相应的政府指导应富有灵活性并应随条件变化而调整。这对欠发展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振兴那些支撑整体经济的关键行业是完全必要的。启动经济增长要求资源集中配置。自由市场机制，完全基于个体的经济激励，将会把有限的人力和非人力贸源分散到许多项目和部门去，难以实现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目标。
　　1946年，日本认识到，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必须搁置自由市场机制。这种立足于长期目标的方法，与基金目前进行磋商谈判的方法有巨大的差别。基金的方法立足于短期的运行状况和可按月度、季度监测的许多变量。问题出现时就开始处理问题。政府当年和来年的预算讨论得很细致，而以后年份的预算则只作简单推测。即使是世行，比基金更多地涉及实业领域，也很少建议（相关国家）把有限的资源动员到一些重要行业以改进国民经济结构。世行报告总是没有重点地遍及许多部门。这些机构唯一的长期例行工作是债务减免的金融规划。至于长期目标，产业干预从来就没有摆上议事日程。按照他们的观点，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未来的产业结构。
　　3、在市场—政府关系上重视政府的积极作用
　　市场和政府不是意识形态战争中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反义词，而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在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市场与政府有不同的合理组合。因此，问题不是政府应否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而是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失败的案例归根于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基于这些经验，有人说“取消政府”，而日本则认为“改进政府”。经济的成功取决于政府干预的质量，而不取决于它的消失。
　　政府的作用在发展的早期和经济危机时期尤其重要。没有明智的政府，一个欠发达国家就不可能腾飞。政府干预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总体来说，日本的观点基于这样的信条：市场经济不会在发展中国家自动形成，即使该国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物价和经济活动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发展还需要政府在生产领域的积极参与。尽管无能的政府会抑制经济发展的潜力，但取消政府并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制定适当的长期发展战略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4、转轨是一个长期过程
　　部分地因为其长期性倾向，日本认为培育市场经济需要耐心。这一努力所需的时间跨度不是以年计算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市场化是个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阶层、宗教、国际关系等的全面的社会进程，而不是一个仅仅根据经济学原理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这个过程充满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冲击和冲突，暂时的挫折不是例外而是难免的。
　　前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顾问金田辰夫，从日本的角度对俄国90年代初期的“休克疗法”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俄国政策设计是错误的。具体表现为（1）没有市场经济的长期目标规划；（2）市场化被认为是几年内就能完成的社会工程任务；（3）市场化被错误的认为能直接导致个人和企业行为的相应变化；（4）产出被认为能在几年后自发地恢复；（5）忽略政治方面的改革。也许应补充说明的是这些观点不仅为其他日本学者所认同，也为世界各国的许多研究人员所广泛接受。我们也不时地听说，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体制转轨出乎意料地延长了产出损失也十分严重。很少有日本分析人员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转轨能这么快就完成。
　　5、强调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不同的国家及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应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反对归纳出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措施。我们不能笼统地判别进口替代，农产品价格保护，产业政策，私有化等诸如此类的政策的有效性，而应视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每个国家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因此，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甄别各自国家的独特特征，提出适用于本国具体情况的具体政策措施。各个国家所通用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最终的政策建议（如结论）。
　　正因如此，国际金融机构追求通用政策令人非常不安。他们的方法可归纳为单纯追求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自由化和私有化）。尽管这些机构声称所有调整项目的方法各不一样，但差别只不过在现有的政策菜单中点不同的菜——紧缩预算、削减补贴、紧缩货币、正的并具国际竞争力的实际利率、汇率贬值、价格和贸易自由化、提高公共事业收费等等。原始菜单是不变的。这个方法忽略了每个国家需要不同的菜单，而且每项政策的有效性对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治疗之前需要仔细的诊断。同样的药可以治病也可杀人，这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个有意识地努力把一个完全非自发产生于现存社会内部的体系移植进来的过程。这与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很不相同，英国工业革命是从内部而不是由官方有意识的推动产生的。这与随后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也不同，在那里西方价值体系早己存在了。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市场化面临两个很棘手的问题。首先，存在着现存社会与新引入的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风险。如果不兼容性得不到解决，市场经济可能发展不起来。其次，既然现存社会不一定具有产生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政府必须首先行动以启动市场化进程。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私人发明者和企业家是土生土长的，而欠发达国家私人部门还很弱，因此，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1、启动变革与保驾护航角色
　　我们要记着的第一件事是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在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中产生。在那些国家，市场机制是被政府有意识地引进以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现存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内在动力。提供支持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文化。这样，政府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了，启动市场化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做。积极的政府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基础就不会转向市场经济。
　　政府行为之所以重要还有个原因。市场化是一个必须由国家作为实现单位的过程。它要求强制执行与市场交换相一致的法律、规则和标准；稀有资源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到被选项目；必须建立统一的有基础设施支撑的市场；个人和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必须通过税收、补贴和公共投资得以纠正；适当处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私人部门、宗教团体和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具有调配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政治权力，是发展早期的唯一选择。
　　根据村上的观点，政府干预是合理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表现为动态的收入递增。产出成本随着技术的吸收和产业扩张而迅速降低。然而，通常未被注意的是，由于激烈的竞争、剩余生产能力和垄断的产生或消失，这些产业的市场结构非常不稳定。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使各产业能享受更低的成本而免于“过度”竞争（村上称这种消除过度竞争的政策为“产业政策”这是他独特的定义）。此外，还必须采取一些配套政策以维持快速的工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处理贫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防止社会不稳定。其他的配套措施还包括全民教育和建立现代官僚制度。
　　作为变革的启动者，政府必须执行相应政策，创建通向市场经济的必备制度和意识。必须认识到社会独特的初始条件，识别瓶颈和潜在的困难，处理预料之外的冲击，设立长期目标，并设计全面的具体的年度计划去实现它。
　　2、促进社会整合
　　我们已讨论过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唯一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有效单位。国家通常是由政府为追求特定目标而设想的社会。民族主义和技术进步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实际上，不存在国家和民族一致的假设；民族分界很少与政治边界吻合。但国家——既非区域的也非种群的——必须成为市场化的实施实体。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把它政治界域内的所有人民组成为一个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整体，并成为那个整体执行经济政策的法定领导。
　　当一个国家开始实施像市场化这样的完全社会变革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痛苦的调整时期，此时维持社会的向心力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国家就会发生民族分裂和政治危机，甚至内战。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不仅决定改革能否成功还决定一个国家本身的存亡，南斯拉夫的悲剧就是例证。对改革和发展来讲，最终把不同的人统一起来的技巧是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共同目标；是建立起我们都在同一条从贫穷驶向繁荣的船上的社会氛围；并通过宣传和教育强化它们。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理想的，全民的共识是市场化成功绝对必须的。
　　3、政府自身的变革
　　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基本难题根源在于它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客体的双重身份。这就好比是一个生了病的医生，或一个自己正面临破产的管理咨询公司。如果没有适当的行动，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社会陷入贫穷和落后。
　　（1）政府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正如经济，政府也是欠发达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过于软弱，无法采取适当的政策解决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即使他们知道应做什么，而且他们常常确实知道。这大概是为什么国际金融组织总是把政府视为发展的主要敌人并建议削弱它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两难境地：医生生病了。针对这种政策瘫痪，像基金通常做的那样，搞一个要求在一年左右完成的长长的附加条件或庞大的一揽子政策，并不会有太大的成果。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本身就有残疾的政府如何同时改革自身并改革社会呢？这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合作设计出更切实际的思路。
　　（2）集权发展主义的终结
　　集权发展主义是以快速工业化为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解体，如同发射宇宙飞船的火箭升到一定高度时必须脱落一样。
　　集权发展主义在成功地推动一国走上快速经济发展之路之后，就必须被更自由更开放的体系所替代。在这个进程中，有两个重要转折点——启动和完成——需要小心谨慎地设计政府行为，否则，社会转轨就注定要失败。
　　渡边认为，集权发展主义孕育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内在机制：“如果集权体制下发展得很成功，那么这个体制就播下了自己完结的种子。”但它并不意味着解体是有序和平地进行的。相反，80年代以来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一直充满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
　　至于日本按人均收入来算，早在70年代初就赶上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日本的问题是以集权和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在50—60年代发挥了惊人的作用，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但却成了进步发展的障碍。“制度老化”问题现己成为日本宫员和普通民众广泛认同的问题。
　　以下三个因素对集权发展主义的成功解体起重要作用。第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将多元化。随着社会的成熟，对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逐步增加的要求成为迫使集权发展主义解体的内在力量。第二，为了工业化而实行的开放政策成为促使集权发展主义的最终解体的外在力量。第三，要成功地实现集权发展主义的解体，不能光靠国内和国际压力，关键是政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