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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持久战》有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具体说是1938年的五月，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抗日战争就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十个月。在国民当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而且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抗战，从而忽略了共产党的游击战争。总之，不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在各党派、各阶层，在国内，在国际，都有倡导者，有附和者。然而，当时的局势却急需一种理论，即既能解释抗日战争的现状，又能倡导全民族的抗战。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
发表《论持久战》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彻地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在各方面的优劣，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强调只有持久战才是最符合当时的战局，使全国人民看到胜利的曙光，增强必胜的信心。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这是反侵略战争，所以中国是正义的，同时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使日本战争力量比中国强大，但它毕竟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物力和人力都非常的缺乏，难以经历长期的战争；相反，中国则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力量大，因此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从国际方面讲，日本的侵略行为即法西斯战争的亚洲地区的行为损害且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亦是反法西斯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及援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国内存在的速胜论与亡国论，为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还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方的战略进攻、我方的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方的战略保守、我方的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敌方的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要准备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作为辅助，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必定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地指出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样就能实现全民抗战，调动全国的统一积极抗战，更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即毛泽东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
《论持久战》一书，是毛泽东于1938午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其中毛泽东分析并指出了中国能战胜并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和条件：第一就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二就是国际抗日亦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就是日本本国内的革命运动即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这三个条件的结合对中国而言就是非常重要且极其有利的，并且是中国处于了一个有利的立场。如果中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比较好的话，且国际上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认识及时且迅速的话，还有就是日本本国国内的革命来的比较快的话，中国的抗战就会比较迅速且容易，而且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反之，中国就必须延长抗战的时间，但结果还是一样，中国还是会胜利，就是随着时间的加长，损失就会随之加大，就会造成一个非常艰苦的抗战时期。充分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拉长战线，抓住日本人力的缺点以及他们的战争机构的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从而分散日本的战力，从而为抗战的胜利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疲于奔命，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很被动地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还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这样更使原本军力就不足的日本更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日本在中国长期抗战的消耗下，它的经济将会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也会变得低落。而中国方面，抗战的潜力将会变得高涨，大批的革命人民会不断地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出最后的致命攻击，将日本侵略驱逐军出中国。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发展的马列主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是人民彻底地看清了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势，使人民看清现实，纠正了存在的错误观点，既巩固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指导了全民族的抗战，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指导纲领，引导中国的抗战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老师也让我们做这个。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入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l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持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一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因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1/3左右的区域，2/3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
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第三个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一－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加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汊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解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