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发帖时间:2003:12:14 03:20:28)
---伊达^_^
(1): 怎么觉得有股教科书的味道~?
其实以陈寿的三国志来做史实根据分析刘备曹操,可信度也未必高过演义。
(蜀汉未亡时,陈寿曾任蜀观阁令史,他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书写的有多精彩,而是因为他没有因为诸葛亮杀了他爹他就在纸上给孔明来个遗臭万年。所以别人往往引他为“秉笔直书”的典范;其实真的有没有“直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以个人看来,三国志的字里行间,作者对刘家的回护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不管从文学上,军事上,政治上,刘备的段位,都去老曹远矣。
曹操和刘备都是名人,曹操的名人靠实力拼出来的,刘备的名人是吹出来的。刘备自称是皇亲,说自己是汉景帝儿子中山王刘胜的后代。且不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刘胜的儿子因为点进献给太庙的酎金问题就已经被除国,再到东汉末年,鬼才晓得他的子孙到了哪里。何况中间经历了王莽代汉,不和王莽合作的刘家子孙不是给杀了,就是和刘秀似的造反;刘秀复辟成功后和王莽合作的刘家子孙也不会有好下场,跟着造反的怎么也该有块封地。纯种的刘邦后代在民间是剩不下几个了。刘备就是也姓了一个刘,他爷爷当过一任县令,他早死的爸爸当过衙门里的小吏。他没有什么依靠,就从小和现在幼儿园小朋友姓孙就说自己和孙悟空沾亲似的,到处跟别人吹他是皇亲。不过幼儿园小朋友长大了会知道不好,不会再说。可刘备是一直执著地说,说到自己也有些相信,就跟有的巫婆神汉先说自己有神灵附体来骗钱,骗到最后连自己也有些相信,结果把病人和他自己的命都给害了。刘备就是这样逐渐在心理上把自己当成汉室的代表,正义的化身,逢人就是那么一句:"备虽汉室宗亲",整个一神经病。
可按照中国的老例是:"与其慢也宁敬"的,一般老百姓就想了,没有影子的事情他怎么会这么执著呢?多少总归刘备应该和皇帝家有点联系吧。以讹传讹,别人就觉得他有可能真和皇帝有些关系,略略给他些尊敬,随后刘备和他的支持着们也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宣扬,别人也就觉得越可信。人们心理的这个弱点,到现在也没有改过来,所以那些邪教和骗子才能够得逞。有时我忽然想,要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年轻女子带上一副墨镜站到王府井的街头,她的几个同伴假装是她的保镖和影迷去请她签名,相信能够在王府井造成一场混乱的,大抵如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是人们上当的根源,也是骗子得以成功的根源。
刘备除了喜欢神经质地把“汉室宗亲”挂在嘴上外,一般还是很沉默寡言的,以示稳重,好让别人和他自己更加相信自己是汉室宗亲。现在有些不懂或者反应迟钝的人,也和大耳朵一样故作深沉状。最初刘备的生计是汉朝认为的贱业,半工半商,弄些个草鞋席子什么的卖卖,后来遇到中山的大商人张世平等人,靠着一张嘴,骗得张世平拿出钱来给他组织黑社会。一向很回护刘备的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在得到大商人资助后“得用合徒众”。那时候黄巾还没有起事,刘备的一帮想来不会是什么爱心捐助机构,说轻点是大商人的保镖,说重点就是斧头帮之类的帮会。
从这可以看出东汉政局的紊乱,黑社会得以存在并横行的时期,都是一个政府行政权萎缩的时期。黑社会所行使的就是政府的原始功能,保护一定集团的利益、制订并维护一定的秩序。黑社会最初所填补的都是政府的真空地带,利用的往往是政府保护不力的弱势群体。在东汉,商人是一个政治上受歧视的群体,在与地方豪强的争斗中,往往受到士大夫集团为主体的官吏的不公正对待,因此就会培养刘备这样的势力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可以说,根治黑社会的要诀就是在于政权的公正性和广泛性。这点,毛主席的时代为根治黑社会提供了典范,在中国猖獗几千年的黑社会在新政权下的覆灭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政府最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以商人集团为主要支柱的刘备帮会本来是要被东汉的士大夫集团镇压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观念看来,刘备之流应该是属于无赖子弟的。而此时,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开始起事,说的比刘备的皇亲来头还大:“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刘备等一帮无赖子弟一向以打架著称,就被征召为民团配合官军作战。刘备的帮会,欺行霸市还可以,对付武装起来的黄巾就不大顶用了。刘备很窝囊地被打翻在地,跟着就是装死,看来黄巾没有割对方耳朵记功的章程,刘备就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一对引以为豪的大耳朵。
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刘备,算是镇压黄巾的功臣,在黄巾的张氏兄弟破灭后当上了汉王朝的安喜尉,算是正式国家公务员编制。得了官的刘备更加正经了,帮会是不搞了,立志要当汉王朝的好官。可是他的好官没有当多久,汉王朝要搞减人增效,刘备怀疑他是属于在裁撤之列。因为他知道,汉王朝的减人增效裁撤的未必是没有本事的,可肯定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八个人的编制,其实只需要五个人来干,因此裁撤上三个人,减人增效,乍看起来有理。执行起来却未必,因为八个人的编制,可能只有三个人干活,而那五个不干活的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原理,想必是有背景和有关系的,到最后剩下的可能就是这五个不干活的,减人未必是增效。
有自知之明的刘备,不再拿着一副喜怒不行于色的劲了,做了一件有血性的事情,就是把郡里派来的督邮绑在树上,用鞭子痛打了一顿,然后把自己的官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而去。比起后世的陶渊明听说督邮要来,长叹一声:“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间小儿折腰”。回老家去种菊花看南山的潇洒来,刘备的所为倒更有些男子气概。初次官场失意,让刘备知道仅仅是自称皇亲是没有用的,仅仅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官也是没有用的,要想出人头地,或者就是活得体面,要有自己的靠山,要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赏识他,重用他,给他机会。在那样一个世界,替朝廷卖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朝廷是虚幻的,皇帝是不知道的,替某个具体的官员卖命才是现实的。想通了这个道理后,刘备开始了自己的投奔生涯。
四处投奔
刘备投靠的人确实不少。在离开安喜县后,他碰巧遇到了奉何进命令出来募兵的都尉毋丘毅,当时都尉大人在下邳碰上了强盗。刘备戴罪立功,打退了强盗,又当上了芝麻官。可乱世里的芝麻官不好当,没多久,刘备就“为贼所破”,投靠老同学公孙瓒去了。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讨伐什么董卓,以至于有“三英战吕布”的辉煌,不然一向很回护他的陈寿一定会在《三国志》里给他记上一大功。
随后,刘备就是跟着公孙瓒的同盟青州刺史田楷混,和袁绍打仗,有了些战功,被公孙瓒委任为平原相。到了兴平元年的时候,陶谦把曹嵩杀了,引来了曹操的疯狂报复。陶谦就向田楷求救,刘备作为田楷的下属,一起去援助陶谦。当时刘备的手下有包括乌丸骑兵在内的千把人,另外“略得饥民数千人”,就是田楷手下的一个小跟班。陶谦为了让刘备替他卖命,给了刘备四千丹阳兵作为收买条件,于是刘备就不跟田楷了,改跟陶谦混。郯城一战,刘备大败,退守徐州。恰巧这时候陈宫叛迎吕布,曹操后院起火,曹军被迫回师兖州。此刻在徐州城里的陶谦和刘备因为此前的惨败,已经没有能力对撤退的曹军进行追击。这年冬天,陶谦在忧急中死去,刘备捡了现成便宜,在当地大商人糜竺等人的拥戴下,占有了徐州。看来刘备确实有商人缘。
兴平二年初,刘备还没有找到当一方封疆大吏的感觉,被曹操打败的吕布就来投奔刘备,从而使刘备很有些忘乎所以。骤然大阔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人绝大多数只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才认真审视自己,有畏惧感。其实非常之福和非常之祸一样,都是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范围和把握能力,在非常之福或者非常之祸中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非常之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非常之祸更可怕,非常之祸不过是几块石头向你砸来,你还可以闪避;非常之福则是裹胁着你撞向石头的洪水,逆水行舟顶多不进,顺风顺水把握不好会触礁身亡。刘备以一个外来户兼名微之辈占有徐州,自然有很多陶谦的旧将不服气,可刘备真以为自己是汉室宗亲,别人都应该支持他。他把自己看成了正义的化身,对淮南谋划着称帝的袁术虎视眈眈;当然四世三公的袁公路连他的庶兄袁绍都看不起,何况一个大耳朵?于是双方在盱眙对峙,陶谦旧将,也就是当年和刘备一起镇守郯城的曹豹向吕布献出了下邳城。刘备军心大乱,加上后勤匮乏,先是士兵逃往,后是败给袁术,进退不得,只好投降吕布,大耳朵的故主算是又多了一个。
到了建安三年,曹操在下邳把吕布给抓住了,吕布向曹操服软,想改给曹操当将军。在旁边的刘备想起了老婆两次落到了好色之徒吕布手里的遭遇,就不失时机地向曹操进言,让他吸取吕布两个故主丁原和董卓的教训,曹操听了他的话,把吕布给勒死,带着他回到了许昌。
从毋丘毅算起,加上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应该算是刘备的第六个上司,刘备对这位上司不是很满意,因为他自认为是皇亲,而曹操是赘阉遗丑,所以他比袁绍袁术更妒忌曹操。于是他就和没落贵族董承等人谋划着杀曹操。 心怀鬼胎的刘备为了显示自己胸无大志,平时关起门来种芜菁,想让曹操丧失对他的警惕。可这番做作是瞒不过曹操的,曹操象看耍猴一样看大耳朵自作聪明的把戏,觉得大耳朵作假的功夫也就这样,大耳朵当年出去卖草鞋都不种地,现在种哪门子地?他要是安分人也不会刚当上徐州刺史就和袁术对掐。只是曹操觉得刘备是怕了自己,心理上很满足,就请刘备到府中喝酒,也就是有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刘备是英雄的目的就是间接地告诉他,识破了他的骗局,刘备一听
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邵,许邵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他也有刚正不阿的一面,公元前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甚至有了买官制度。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曹操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清正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再比方说枣祗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唯才所宜。这个特点,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是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地合适,都非常地称职.
而且他还能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是用人的一般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疑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叫“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地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操在前期他还是想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它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又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禄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还是效忠他的,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就是曹操阵营复杂,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阵营里面的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格外地重要。而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诚意。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出生自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嵩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任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名叫许劭,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以外戚身份把持朝政。但在诛杀杀宦官时,反被伏击。而此时有西凉之狼称号的董卓带领大军接管京城。卓入城不久便改立少帝之弟刘协,是为献帝。大部份大臣纷纷逃出洛阳。曹操亦逃至陈留,集结义兵,声讨董卓。
初平元年,各路大将推举家世显赫的袁绍为盟主,西讨董卓。但因各将领心怀鬼胎,遂使义军失败。曹操在这战役中,初次见到日后的死敌——刘备。
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傕、郭汜所遂。献帝乘乱与一众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迎接献帝至许昌。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后,曹操以献帝名义东征西讨。先后平定关东、关中一带。而刘备亦曾成为其部下。接下来,曹操便要面对他的老朋友-袁绍。
当时袁绍盘据幽、冀、并、青四州,军力雄厚,勇将如云。虽然曹操己成中原霸主,但就兵力而言始终与绍有一定距离。
建安五年,袁绍大军南下,与曹兵会战於官渡。最后曹操用降将许攸之计亲率五千骑兵偷袭袁军粮仓。袁兵见军粮被烧而大乱,曹军乘势出击。袁绍败走。官渡之役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霸主地位。
在官渡会战胜利后,曹操用数年时间稳定北方,和追击袁氏余党(绍兵败后不久病死)。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同年,刘表死,次子刘琮继立。面对曹操如狼似虎的大军,刘琮决定出降。曹操轻易地接管荆州。可能因为荆州得来容易,曹操决定成势东伐孙权。但权并非刘琮之流可比。
孙氏自孙策时已盘据江东,至今已人心归顺。加上长江天险,孙氏政权已有一个稳定基础。当孙权收到曹操东来的消息后,曾召开多次军事会议。会中主战和主降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在周瑜和鲁肃的分析下,孙权决定出战。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大军在赤壁迎战曹军。周瑜用计火烧曹操军舰,曹军大败。从此曹操无力大举南征。如果说官渡会战决定了曹操在北方霸主地位,那麼赤壁兵败便是曹操只可称雄北方的一战。
此后,曹操虽曾多次在东吴边境挑起战火,但双方均互有胜败。同时刘备西定益州,自封汉中王。三国鼎立之势已成。连盖世雄主曹操亦再无力改变这个事实。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位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翌年,操子曹丕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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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操,人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平定北方之赫赫武功、唯才是举之开明措施、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机变权谋、引一代风尚之粲然文采,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无不有所建树。作为古代官员,他位极人臣;作为历史人物,更是堪称绝对的偶像派,时至今日,仍然拥有众多拥趸。不可否认,曹操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物,他的魅力从表层上讲在于他的强势--实为三国时代最重要之角色。面对历史的垂青,后世往往无可奈何,然则爱慕强者之心却总是人皆有之。
早期的曹操在涉及社稷民生等方面还颇有忧国忧民之情怀,有诗(《蒿里行》)为证: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可以吟出悲天悯人的诗句,有时却酷虐嗜杀;他可以行事诡谲变诈,有时却对待故人情深义重;他以忠君报国的姿态步入仕途,却身不由己地从“有志青年”逐渐蜕变为乱世奸雄。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千百年来可以遭到无数人的唾骂,也可以受到无数人的追捧,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曹操本身的复杂。
曹操为人多疑、谨慎,可以从草船借箭一事中看出,在大雾弥漫的夜晚,孔明借用曹操多疑,而使曹操放箭,曹操为了谨慎而中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