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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香港“娱乐业大王”
一、影坛杰出老兵
数十年来，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展，电影奖颁奖大会以及一切与电影有关的场合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位个子瘦小但精力充沛的老人。他就是影坛杰出制片人邵逸夫。不管是东南亚影展、亚洲影展、亚太影展以及金马奖的颁奖大会，人们几乎每一次都能见到这位“电影王国”的大老板。早年，他都是亲自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这些年来，因为年岁已高，不再担任代表团团长，但仍以香港地区贵宾身份与会，大会主办人士能见到这位影坛元老与会，无不感到愉快。邵逸夫从事电影业数十年，制作影片1000多部，在海峡两岸资深影人中，他算是硕果仅存的制片元老之一。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史上，邵逸夫及其一家是拓荒英雄。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演变都有邵逸夫及其一家献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经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过中国电影的成长，堪称电影史的见证人。
二、邵氏兄弟与天一公司
邵逸夫祖辈原是浙江宁波的富商，从父辈开始向上海发展。20年代初，邵逸夫的父亲在上海经营漂染业，膝下4男2女，都已长大成人。这4兄弟排名是仁杰、仁棣、仁枚、仁愣。4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全都投进了娱乐圈，并将本名弃而不用，全都改成别号，分别叫做，醉翁、（屯阝）人、山客、逸夫。4兄弟中的大哥邵醉翁，20年代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开始大展拳脚。中国电影在1921年以前，都是拍纪录性的短片，制作化验室曾有多家，但没有人敢尝试拍剧情长片（1个半小时），直到1922年，影坛才出现剧情片，开始拍摄剧情片的公司有“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天一”是第3家公司。20年代初，这3家成了上海拍剧情片的“三大”。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的家族班，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屯阝）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善搞发行，老四邵逸夫，擅长摄影。“天一”创业初期，都是由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为了省钱，很多电影都是则大嫂陈玉梅领衔主演。这样一个家族班搞电影，不必求助于外人成本少。容易支持下去。
“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卖座率极高，两千大洋的成本不仅很快收回，而且像一个雪球般滚起来，越滚越大，这意想不到的成功使邵氏兄弟欣喜若狂，更加雄心勃勃，坚定不移于电影事业，大量新影片接二连三地从“天一”影片公司推出，也就在这时，年仅17岁的邵逸夫，对电影开始入迷了。“天一”的事业兴旺了，但仍无法跟当时的“明星”、“联华”等大公司对抗，面对业务上的竞争与生存需要。身为“天一”公司营业经理的邵仁枚，深谋远虑，看准了南洋一带华人众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国产片市场，他决心将邵氏事业向南洋发展。
三、向南洋发展
1925年，邵仁枚带着3部“天一”公司拍摄的影片，只身南下来到新加坡，他在马来半岛上到处看了一遍发现这半岛上一家电影院都没有，惊喜之余，他立即着手租借戏院，开始了在新加坡的电影事业。

由于邵仁枚具有生意头脑，善于经营，很快在新加坡打开局面，当年就获得利非浅，于是，邵仁枚立即通知当时远在上海的六弟邵逸夫，前来新加坡共同大展鸿图。

1926年，年仅19岁的邵逸夫离开上海，南下新加坡，从此，邵氏兄弟二人通力合作，致力电影带来，为日后驰名世界的邵氏电影王国 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时间，邵仁枚和邵逸夫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片放映机和数十卷“天一”出口的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国外开拓市场。他们走遍了星马的穷乡僻壤，巡回放映影片，备尝辛酸劳碌，在邵逸夫和邵仁枚的努力下，“天一”在南洋站稳了脚跟，不但获得戏院的放映权，若干年后，还购地建戏院，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成为南洋和香港的电影巨擘。在购地建戏院上，邵逸夫有他独到的考虑。他不但购地建戏院，而且还常购进毗连的地皮，善价而沽或供日后发展。邵逸夫认为，戏院总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附近的土地亦将因此而涨价。

1930年，美国和欧洲出现有声电影，邵逸夫看准了默片已没前途，有声电影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拍出有声电影。邵逸夫循着有声片的发源地去了美国，经过一个月艰苦的航程才到达。他在美国购进了大批器材设备，又经过昏天黑地的一个月才回到新加坡。回到新加坡他立即着手寻找合作者，合作拍有声电影。

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成了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到1937年，兄弟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游乐场9家，游乐场设有舞台、剧场，每晚可娱乐观众数万人，几乎雄霸了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新加坡，形成犄角之势，同舟共济，造成了邵氏家族影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四、邵氏影城

1959年，邵逸夫将新加坡的业务交给了邵仁枚，来到香港开始创立他自己的电影事业，他一边在钻石山租借片场拍摄影片，一边与香港政府接洽买地事宜。30多年的影业生涯使邵逸夫认识到，没有一个配套完整的拍摄场地——摄制工厂，影片的水平就难以提高，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租借片场拍电影，非长久之计。要想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

香港政府官员对他说，地少，供不应求，一定要买地的话，可以把清水湾卖给他，那是一座山。邵逸夫别无选择，他毅然地把这座山买了下来。这实际上是座荒山，用邵逸夫的话说，当时如果他在这座山上向四周开枪射击，都不会击中任何人。他买下后，将这座山削平了60英尺，使高山化为平地，再在上面建立制片场，这项工程，光是地价和土方就花费近50万港元。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邵逸夫自赴港坐镇制后，在他的魄力感召下，罗致了许许多多一流导演、一流明星，更拍出了许多一流叫座的电影。香港老一辈的影人每谈及邵老板对他们的栽培，都感激不尽。一位香港影视界人士曾感慨地说：“没有大制片家，哪来的大导演、大明星？”邵逸夫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从一开始步入电影带来时就十分明确地认为，电影院是电影制片事业的堡垒。搞电影带来必须产销结合，把生产发行联系起来，方有出路，从60年代开始，邵逸夫和其三哥邵仁枚共同展开了一个庞大扩张计划，实行“每月一院”的办法，到处选择适当地点，大开影院，在香港和东南亚，邵氏影院星罗棋布，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东南亚，打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国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娱乐了各国观众，对传播中华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6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邵氏公司曾遇到来自“电懋”的挑战。那时，星马巨子陆运涛派人到香港成立“电懋公司”，发展电影制片，以供应“国泰”在星马两百多家戏院的片源，“电懋”影片拍得不错，发展迅速，与邵氏形成竞争。有着强烈进取心的邵逸夫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亲自坐镇发展制片扩大招兵买马，网罗各种电影人才。那段时间，服务于邵氏、“电懋”的导演与明星是很吃香的，两家为了竞争，人才抢来抢去，邵氏不要“电懋”要，而且都是出高价，所以那段时间港报常常可见某某明明星、导演跳槽，甚至电影闹双胞案也发生不少，这种纠纷，直到大老板陆运涛在台中乘飞机罹难，“国泰”结束才停止。

邵逸夫是位生意人，做生意讲求赚钱。因此，邵氏出品，商业色彩十分浓厚。影评家们常常指责邵氏出差的影片“媚俗”，缺少艺术价值；邵氏拍片多，传世少，但在商言商，邵逸夫是成功的。邵逸夫认为，他并非不要艺术，而要的是大众艺术，市民口味。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容易欣赏的下里巴人，才是他选择的道路。为了取得商业效益，邵逸夫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他宁愿烧掉，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问他为什么，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为此，邵逸夫时刻把握着文化动向，分析着观众的喜好，以决定自己的选择，或许，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五、影视双栖

正当邵氏影业经历全盛之时，电影受到来自电视的威胁和挑战。在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电影已经成为“夕阳企业”，逐渐衰落，失去了昔日鼎盛时期的灿烂光辉。电影的市场在日益缩小，竞争日益激烈。毕生从事娱乐业的邵逸夫敏感地意识到，必须把业务向多元化发展，向电影的姐妹艺术——电视进军。

早在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以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时，邵逸夫就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合作，闯进了电视广播领域，成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台）的董事。70年代末期，电影业开始走下坡，精明的邵免夫收缩制片业务，结束了一部分电影院的营业把更多的金鱼与时间投资在无线电视上，当时曾有人批评他选择错误，然而邵逸夫却笑骂由人，我行我素。1980年，邵逸夫出任“无线”董事局主席，他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演艺的精英都网罗到门下，使“无线”制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集纷纷出笼，收视率急剧上升，压倒其在香港的竞争对手“亚视”，雄视港岛。时至今日，“无线”每年为他带来巨大的盈利，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80年代末，“无线”在港岛电视领域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亚视”通过加强资金投入，重金招聘著名艺人或设法控空“无线”墙角，以及在节目的编排上改故创新，对“无线”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新攻势。邵逸夫也不甘示弱，他通过加速培养和物色新人，以新人新节目让观众耳目一新，使“无线”的收视率继续遥遥领先于“亚视”。作为香港影视界的元老，邵逸夫在竞争敌手遇到困难时赙现了宽宏大度，一次，正当“无线”与“亚视”为争夺奥运会转播权大打官司时，“亚视”大楼失火，影响了电视片的制作，此时，邵逸夫并未幸灾乐祸，而是立即叫下属致电“亚视”，“无线”随时准备借出场所和设备，供“亚视”制作影片用，这一举动，使“亚视”主席邱德根感激不已。

六、性格与事业

曾有人这样形容邵逸夫：“虽然整天笑脸迎人，骨子里却是一个铢锱必计的家伙”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经济上精打细算，锱铢必计，邵逸夫的确是闻名遐迩的。十多年前，李小龙在美国拍摄《青锋剑》，郁郁不得志，很想回港发展，托人找邵逸夫，开价片酬6万港元，以60日为期拍摄一部电影，但邵氏还价每部片酬3千至9千港元，时间不限，结果李小龙怏怏而去，嘉乐影片公司却大得其利。又一次，一位临时副导演拍完戏后，制作部开了1千元副导演费给他，可邵逸夫签支票时却大为不悦，找会计部与其交涉，让他自动“折扣”收款。这位副导演一怒之下，把单据撕碎，索性一个钱也不要，并负气说：“邵老板多了1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千元也穷不到哪去。”然而，若说邵逸夫是个斤斤计较的人，那又看错了他。他每次捐款都是“大手笔”，9月8日甚至是美国三藩市的“邵逸夫日”，以表彰他对该市福利的贡献。

从1973年开始，邵逸夫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拨款给各大慈善机构，最近几年，更泽及中国大陆，据保守的估计，至目前为止，邵逸夫的捐款已超过15亿港元。对一向给人以“吝啬”印象的邵逸夫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邵逸夫虽然贵为香港“电影王国”的大老板，待人接物却十分平和，丝毫没有大老板的架子。在许多不同场合，他用一口浙江方言与人交谈，使人颇感亲切。从个性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圆滑，机警。某天，邵逸夫正与朋友在他的办公室里谈生意，忽然一个小员工匆匆走进办公室，满脸仓皇地说：“老板，不好了！后山着火了。”邵逸夫望着他，笑了笑，挥挥手说：“知道了！你去吧！”小员工满脸不解，怏怏而去。那朋友也是一头雾水，他奇怪邵逸夫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后山可是影棚所在呀！邵逸夫解释说：“这个员工是邀功来的，后山着火，根本用不着他来通告，如果事态严重，经理级的人，怕早已来通告，现在还不见，情况一定不严重，来来来！我们还是谈生意吧！”

根据《资本》杂志的富豪排位榜，邵逸夫的财富曾进入香港前10名之内，难怪邵逸夫自己说：“下一代也用不完 了。”

邵逸夫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来自他强烈的事业心。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他熟悉电影制片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内行。公司从审查剧本到影片拍摄、推销、发行和剧院管理等每一步工作，他都要研究、过问，他与公司里的同事讨论工作，意见总是十分中肯，使人口服心服。

作为一个电影制片人，看电影已成为邵逸[夫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一部分。他通常早上6时起床，吃少许早餐，做一些中国式的柔软体操，然后更衣，读一两个剧本，就驾着他的两部“劳斯莱斯”之中的一辆，直驱影城，在清水湾山道曲折迂回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达片场。那时大概是早上8点钟，巡视完各片场之后大概是9点15分，以后整个上午就用来看影片，包括昨日所拍的毛片。在70年代，他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是一天看9部片子。近年来，他仍每天看两三部影片。对世界各地的影片以及其竞争对手的片子，他尤为注意。看完片子，如果还有时间，就读剧本，直到中午，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回到办公室，直到黄昏。星期日，他也要看半天电影。因此，邵逸夫被称为“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对拍电影，邵逸夫更昭醉如痴。他说：“你拍过两套电影，便知道全世界没有一样事有这么好玩，这么够刺激。我爱上这种行业。电影不知给了我多大的满足。”“我好钟意电影事业。”

邵逸夫的事业，毕生离不开娱乐，虽然从60年代开始，也旁及股票、房地产，那不过是副业罢了。商场流传邵逸夫做房地产的一段轶事。80年代初，曾有人愿出40亿元，再加一处同现在“邵氏”大小相同不过地点较远的地皮，与邵氏交换他名下的资产和片厂土地。结果邵逸夫却放弃了这桩交易。他说：“40亿是笔不少的钱，放在面前，自然动心，不过，再回头想想，我现在的钱以后也用不完，至少下一代也用不完，40亿不过是个银行户口里的数字，哪里用得到，因此我决定不找这个麻烦了。”的确，邵逸夫的精力只用在他所钟爱的影视事业上，影视之外的事情，他并不过多用心，自然也不计较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