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我国的三圣人

　　先秦三圣：老子、墨子和孔子，是开创了中华文明真、善、美三个方面最初精神境界的伟人。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真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尽管他只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而中华民族历史号称五千年，却惟一只在老子的著作中具有关于真理的最完备的表述。只有他能说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样可为真假判断做出第一奠基的箴言。也只有他，敢于大胆地劝诫人们，包括一切统治者，“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令人非常遗憾，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说真话、讲真理的人全都已死绝，后来的中国人甚至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正是因此，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歌功颂德、自吹自擂的无耻之声不绝于耳，专事吹捧的人们有福了。汉代之后的儒家文人能把好话说尽，而专制统治者则能把坏事做绝，惟独苦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没有真理的世界即是如此。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把善（实用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中国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惟一只有在【墨经】之中可以找到关于逻辑的论述。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人类讲理的工具，只有讲理的人才需要脊丛橡有逻辑；不讲理，动辄使用暴力和诅咒来对待他人的人是根本不需要有逻辑的。不仅如此，希望做好实事的人，比如工匠，也同样需要有逻辑，因为逻辑实际上也反映了物质世界、生命世界的规律。中国过去的儒家文人，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做实事，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有逻辑，当然也根本不会去研究逻辑。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美（好听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说美好的话也是需要的，因为这反映了人类的理想和愿望。“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同”之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梦想等等，的确非常诱人。可惜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缺乏真实性，几乎是人们永远的愿望，或伪君子用来作自我表白的幌子。可是孔子的确有他真正的价值，他的真价值在于，他为中华民族的家庭奠定了“亲亲尊尊”的私德。“孝悌忠恕”中的“孝”、“悌”二字，事实上构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几乎惟一的生存价值或生命意义。朱熹赞美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子比作阳光，较真起来，这不恰当。阳光应是真理，用阳光来比喻老子或墨子还有点影子，但这二位实际上却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应有的作用，虽然这不怪他们本人，是后来的“独尊儒术”遮蔽了他们。我倒觉得把“夜”字改成“冬”字比较恰当。孔子的“孝为仁之本”的确在中国人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整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到处充满着暴力、诈骗、谎言，世道冷酷，然而家庭中的“孝悌”所赋予中国人的亲情，却给予了中国人“相嘘以湿，相濡以沫。”的最后一点温暖。在漫长的中国中世纪中，中国人活一辈子，也不就只指望这一点点亲情的温暖吗？那种所谓樱旁“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赏心乐事”，真有那么“乐”吗？“洞房花烛夜”是人生的历程，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类的精神追求，“金榜题名时”呢？“金榜题名”为谁题名？题的什么名？这样的“名”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有什么“真理”的价值？不过是做他人的鹰犬罢了。可怜的中国人，明明被极权统治者耍了，他还自以为“乐”哩。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然而，就是这样一点可怜的乐趣，让中国人度过了两千多年。这明明是极其寒冷的“严冬”，而中国人正是靠了孔夫子所主张的“孝悌”的亲情给他们带来了一点点温暖，一点点生命的意义。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得感谢孔夫子，尊他为伟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冬。”可惜，汉代以后的孔子的自命的继承人，汉儒、宋、明儒等等，他们把中国人的另外两项重大的生命意义给遮蔽了，这就是把老子所主张的真理（常道）的光明和墨子所主张的善（实）用的逻辑的价值给消灭了。

　　关于中国的三圣他们各自的价值，我的归纳如下：

　　老子是真圣，是真话真说的圣人，他的常道（真理）的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现更大的哲学、科学的光明。

　　墨子是善圣，是实话实说的圣人，他的重实践的逻辑理论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惬意，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明更多科学、技术的价值。

　　孔子是美圣，是好话好说的圣人，他的重郑局情感的仁爱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家庭内在亲情的温暖，也本可以促使我们去创造更丰富的艺术的温馨。

　　非常遗憾，汉代的“独尊儒术”之后，老子、墨子二圣归天，也即真圣、善圣二者趋于寂灭，独留美圣在人间，孤独的美圣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具木偶，丧失了一切作为“圣”的生气。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指出，不真，不善，不美。缺乏真假判断和善恶判断的前提，美丑判断将一定会出现伪判断。正是因此，汉代的儒家变成了伪神学家，他们不能不借“天”来说话：“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宋、明代的儒家变成了伪哲学家，他们不能不借“理”来说话，而且“礼即理”，或“性即理”、“心即理”。失去了老子的宇宙的“真”理，只有孔子的梦想的“仁义”，何来“理”？所以他们只能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僭称为“天理”。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完全可称为伪学的时代。这就是中国丧失了老子“真”圣和墨子“善”圣，而只惟一留下孔子“美”圣的必然的历史结局。

　　老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正的人，墨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实的人，孔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诚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同时做这三种人，他将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惜在中国，老子的真，墨子的善，在汉代之后尽皆丧失，惟独孔子的美，也只能变成伪美。这很容易理解，做不成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必然也做不成真诚的人。

　　谁想做真诚的人，谁必死无疑。君不见历代有多少冤死的忠臣？即使近代，又有多少“真诚的人”中了“阳谋”，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

　　剩下的就只有，或者伪真诚，或者索性只干活吃饭做哑巴，做莫谈国事的“良民”。

　　说到底，我赞美三位圣人，但坚决反对“独尊儒术”，坚决否定汉代以后所有的打着儒学招牌的伪学家们的伪学，无论他是董仲舒，朱熹，还是王阳明。后面，我将具体来分析这些伪学之所以“伪”的根源

评选河南十大名人，着实让我犯了难，说实在的太难评选了，因为太多的名人的实
力都不差上下。最后按照我的偏好，选出来了，供大家参考。

我的评选标准是：1、在世界和国内的影响力首屈一指 2、在各自领域有独创性或者
是不可替代性 3、照顾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但给近现代时期以较大的权重。

结果我选出来了“先秦的老子；两汉的张仲景和张衡；盛唐的吴道子和杜甫；宋代
的岳飞；明朝的朱载育；近现代的常香玉、邓亚萍和崔琦”。

另外，就“河南名人”这个概念界定上需要说明的几点是：

1、老子的籍贯在现在还有争论，但是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是在河南的 挂 县。而且
老子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播都是在河南洛阳及周围开始的。

2、杜甫的祖籍不在河南，但是至少从他爷爷开始，都已经在河南生活了。杜甫的成
长离不开其生长地河南巩义市深厚地文化积淀，而且杜甫自始自终都深爱着他的故乡。
平叛安史之乱之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诗，表达了对家
乡和人民的热爱之情，并主张马上回家乡，不幸的是他客死在回家乡的路上。他的孙子
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尸体从异乡搬运并埋葬于出生、养育他的地方。

3、我本来想把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选进河南十大名人，但是河南是个出名将
名相的地方，而且岳飞
实在是太让人敬佩了，所以我把科技领域的一个本应入选的名人替代掉，换成了在将相
领域同样杰出的人物。为了更好的体现河南的精英，此实在是无奈之举。

4、我给近现代以较大的权重（有三人入选），是因为河南不是仅仅在历史上辉煌过
，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和世界，河南的精英同样堪称世界一流。

一、哲学圣人——老子

老子是河南省 挂 县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亦叫李聃，出生于春秋晚期，曾在
周王朝担任守藏室之史的官职，积累了非常渊博的学识。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专程拜谒他，并称他是龙一样的人物。
大约在老子70多岁的时候，天下大乱，诸侯之间争夺地盘和权位的战争经常发生，
老子辞官不做，打算找个地方隐居下来，平平安安地渡过晚年。他骑牛来到函谷关，守
关的将军君喜把祥册他留下来，请他作篇文章再走。老子就写了一篇专门讲“道”和“德”
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书名就叫《老子》，又叫《道德经》。
《老子》这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讲“道”，下篇讲“德”，集中阐述了老子的
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道
”派生出来的。
从“道法自然”的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自已治国治世的政治主张。老子认为：人
间的罪恶和战争，都是因为个人私欲引起的。他主张，对社会对人民，要实行“前宴亏清静”
“无为”的政策，希望人人都能自然而然地依循“道”的作用对待各种事情，不要用个
人的私欲和愿望来干扰“道”的自然运行。在《老子》这本书中，还有不少含有辩证方
法的认识，如“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说
明老子认识到矛盾转化、物极则反的哲学规律。

略论老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世界影响〖作者〗杨丙安
老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以他为奠基人的道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千百年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儒学在人们意识深处
所淀积的潜在影响，同时也由于我们对老子以及道家思想的重视和研究不够，致使一提
起传统文化，就总是习惯地将儒学抬出来，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这种状况
，近年来所改变。陈鼓应教授的“道家主干”说可以说是起了震聋启目的作用。它不但
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而且也激发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热情。于是众说 诅。喝 家主流
说、道家主干说、儒道互补说，一派生动活泼的争鸣景象。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从伦理学慧神的角度，在题为《正确认识和评估道家的伦理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一文(《中州学刊》96年第1期)中谈过一些个人的看法。简单说，上述各说
虽各有一定道理，但都是以偏概全，执一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形态上看，从内
涵上看，都是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儒家思想的存在发展及其被尊为官方哲学，这不
是谁的个人意志，而是古代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它是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的封建专制主义宗法等级制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东西，最适合这种社会的要求。墨
、道、法诸家，虽都曾在短期内成为“显学”，但也最终为儒家所吸收。所以，儒学主
流说不是妄谈，它反映的就是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但它不但忽视了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中
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且还忽视了它自己的发展、改造和完善也
正是由于吸收了道家和佛家尤其是道家的哲学世界观而后才完成的这一事实。我们可以
这样说：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也就不会有儒学的最高形态——宋明理学。所以儒家主流
说是见木不见林。那么，儒道互补说呢?它虽看到了道家，但却忽视了佛家。佛学虽是一
种宗教学说，但它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却具有其深刻性和独特的价值。它虽然不是中国
土生土长的东西，但它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文化艺术以及整个国民
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一点也不能低估的。但不要忘记它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找到自己的生长点，却是通过道家思想的中介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也就没有
佛学的中国化。所以，我说中国的传统文是一个多元一体化的结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
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说：“无论如何，儒家和道家至今仍
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
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如果我们可以像李约瑟
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棵大树的根系就是道家，其主干就是儒家
，而佛家则是依附在这棵文化大树上的枝叶。它们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
互相溶合，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多元互补结构。道家思想既是这棵大树的深根，那么老子
——作为道家的创始人和代表者，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处于哲学奠基人的地位，这就
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老子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如所周知，我国古代有三大圣人，即文圣孔子、武圣孙子和哲圣老子。他们都具有世界
影响，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都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若论其影响的广泛性，则轩轾立见
。孔子固然圣明，他所创立的儒学即使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但他的思想影响却
主要只限在东亚一带，即所谓“儒学圈”。所以它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孙子》呢?他
虽在唐代就开始走向世界，并在日本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近代以来，它又越过大
洋，到达欧美，并跨过高原，远至阿拉伯世界。美国人甚至还用它去指挥海湾战争。但
若论其研究成果或论著数量，则去《老子》《道德经》甚远，《道德经》在世界上普及
的程度仅次于《圣经》和《共产党宣言》，这远非《孙子》所能望其项背。就国内情况
而论，据我所知，有关《孙子》的著述共约500种，而《道德经》据严灵峰《诸子知见书
目》所录，就有1500种；而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则在1700种以上。国内情况如此，那
么外文译著呢?《孙子》共约200种(其中日人著述约160种)，而《道德经》则有550种(其
中日人著述约330种)，若将近十数年来的成果算进去就超过600了。而从其涉及的语种范
围来讲，《道德经》也远较《孙子》为广。《孙子》只有十余种，而《道德经》则有20
余种，除日、英、法、德、意、荷、俄等国外，还有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土耳其
、印度，而且又有梵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世界语。其中除日文外，以英文和德文的
为最多(英文本90。德文本78)。

�《道德经》走向世界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日本文明时代(相当中国明代
嘉靖年间)的著名儒者清原宣贤有一本《老子经抄》，这是日本最早关于《道德经》的著
述。以后就多起来了，而且涌现了一大批老子学者如林道春、僧泽庵、武内一雄、石田
羊一郎和波多野太郎等。

�《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为时较晚，是在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之后。据李约瑟
的考证，最早的传本有三：一是十七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二是十
八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傅圣泽的法文译本，三是十八世纪末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
本。近代译本当以1842年圣朱利安的法文译本与1870年施特劳斯的德文译本最为有名。

至于思想影响，今举数例，以见一斑：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
就特别立有《老君》的条目，并把老子描绘成一个 溢着伊璧鸠鲁精神的圣者，而这则
正合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援引包括老子“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杰出命题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去反对基
督神学。虽然，当时，人们对老子还很不理解，甚至说他的书里充满了“奇怪念头”，
但仍引起康德和莱布尼兹等哲学大家的注意，并对之投以“赞叹的眼光”。在黑格尔的
心目中，中国古代只有一位哲学家，那就是老子。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哲学》
中说老子的“道”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基础。”谢林也称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
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尼采也曾把《道德经》比作“一
个永不枯竭的井泉，尽是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存在主
义大师海德哥尔目空一切，想推翻一切哲学结论，回到苏格拉底以前去重建其哲学体系
，但苦苦探索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他理想的根据。最后却终于从老子那里找到了，那
就是自然无为的“道”。他亲译《道德经》。并将“道”直译为Tao。而且说老子的“道
”和希腊哲学中的罗各斯一样，都是反映世界本源的词，他还让其助手将《道德经》十
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的经文用汉字写在硬纸上，悬挂在他的
书斋里。这说明他对老子是多么重视和入迷。前面提到的那位李约瑟博士更称自己是“
名誉道家”。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名言。著名美华裔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老子的“道”同现代物
理学上的“测不准定律”很相似。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伟大命题也已为基本
粒子与反粒子的发现所证明。这说明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是有相通之处的，同时也说明
他的思想中包含有永恒的真理。这种情况，我们在东方也可找到例证。日本著名科学家
福冈正信的“自然农法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他还
说：如果我们早听老子的话，也不致使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一位德国学者克诺斯培更说：解决我们时代的三大问题(发展、裁军和环保)，都能从
老子那里得到启发。
现在，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化的同时，已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综合创新和
世界文化的整合上。但无论是综合创新或是整合，都离不开老子，因为，老子哲学虽有
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却蕴含着丰富的衍生现代文明的基因。而这也正是我们重视老
子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心忧人民的“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县）人，生于公元150年，死于2
19年，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人们尊称他为“医圣”。

张仲景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虚心救教肯于钻研，继承
发扬了战国名医扁鹊的望、闻、问、切的诊病术，善于观察病情的微末，探知人的生死
转机。在治疗疾病的实践中，提出了“治未病”的理论。就是要保持人体强壮，增加抵
御外邪对人体的侵害能力。他一方面认真钻研《素问》、《阴阳大论》等医学著作，借
鉴前人的宝贵经验；同时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经验及参考名家医方，在临床实践中
加以运用和检验，晚年完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即现在的《伤寒论》
；“杂病”即现在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共十卷，22篇，论述了外感热性病“伤
寒”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确立了“辩证论治”规律。《金匮要略》共六卷，25
篇，包括治疗学的总论和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产科、急救等40多科病的治疗方法。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
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
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
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
，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
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
。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
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
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
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 家 症而死
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
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
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
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
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
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
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
法、方、药兼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临证诊疗专著。它系统总结了汉朝以前的医学理论
和临床经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
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
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
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
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
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
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
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
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
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
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
。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
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
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
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
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
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
，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
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
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
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
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
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
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
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
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
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
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
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
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
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 尾炎的大黄牡丹皮
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
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
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
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
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
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
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
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
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
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
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
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
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
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
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
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
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
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
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周公以文王为父，武王为兄，成王为侄，故虽居臣位，毕竟与其他为臣者仍然有大不同。故孔子在当时，虽群尊以为圣，又说其贤于尧、舜远矣，而孔子在政治上的真贡献，究自不能与尧舜禹汤文武相比，并亦不能与周公相比。下逮孟子，遂又有一番新观念新理论出现。历叙上古圣人，却特地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以下达孔子。后代人惯读其书，习以为常，不感有诧异。其实在当时乃是孟子一番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新创论，新独见。即在孔子亦似乎未尝想茄塌纳到此处来，这真见孟子苦心，而影响后世亦衫笑特大。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农夫，其身份地位与周公不同。而自任为天民之先觉，欲以斯道觉斯民，则不得不在政治上求伸展。五就桀，五就汤，终于得志，造成有商一代之治。汤卒，嗣王太甲无道，伊尹放之自摄政。太甲悔悟，始迎归。臣放君，与周公之东征诛其兄管叔又更不同。孔子称诵周公，因其制礼作乐，开出此下一番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使人有所依循。而孔子本是宋臣流亡在鲁一孤儿。孟子先世，当更不如孔子，特提伊尹，称之为圣之任。此乃激励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身份地位，皆当奋发兴起，以大群治平之大道，自负担，自向往。这在教育意义上有其重大之启迪。

但政治乃社会之上层，无论为君为臣，皆高出人上。果使人人尽皆热衷，此种风气，祸患实大。孟子遂于伊尹后又提出一伯夷。当武王周公兴师伐纣，伯夷叩马而谏。伯夷之意，君臣地位不能不尊，征诛革命终是一乱道，不当不防。周室既定天下，伯夷叔齐乃耻食周粟，遁隐首阳山，采薇而食，终以饿死。兄弟为人，后世议论不定。孔子极尊周公，但亦称伯夷为仁人，不论双方行义不同，其居心则一本之大群，一己之生死利害置度外，故孔子称其求仁而得仁。孟子亦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人并称，皆指其对天下万世大群之造福言。是孟子非不重功业。又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则当不与伯夷同情。但道非一端，天有阴阳，地有向背，人道亦然。武王周公之伐纣，有功大群，事无可议。有人反对，并亦站在大群立场上来反对。此等事非要不得，此等人亦不可缺。专据政治言，君尊臣卑，乃一必然定理。但有时臣亦可以反对君。武王周公伐纣，即其一例。伯夷叔齐以一穷匹夫，据定理来反对，宁死不屈。孟子特称之为圣之清。所谓清，不仅无功业可言，亦复无权势可仗，一身一志，求仁得仁，实则所得亦仅在其一心。然此心垂之万古，激励兴发又何限，此其所以为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唯其人皆可为，乃得为圣。实则为尧舜尚有外面条件，为伯夷则可无外面条件，则伯夷之得为圣，亦显然矣。

就政治言，有人愿为伊尹，有人愿为伯夷，此等政治，乃始可资人想望。若仅有伊尹，而无伯夷，则此等政治终距理想尚远。但政治终是一大群众人之事，在大群中求如伊尹、伯夷其人，亦终难得。于是孟子又特地提出了柳下惠。在春秋时，柳下惠似无大功绩大名誉，孔子论语亦未称及其人。孟子特以继伊尹、伯夷而合称之为三圣人。在政治上，必求能负责任，伊尹为之代表，故曰圣之任。又求能不争权位，而自守己意，有所反对，纵居少数，亦不屈从，伯夷为之代表，故曰圣之清。更求能和谐相处，不求积极主张，亦不严格反对，不站在正反之巅峰面，只站在全体中之宽平面，一若可有可无，但亦不失其己。政治乃众人事，而此乃众人大家所宜有所能有，始得和成一体，不相分裂。孟子则特举柳下惠为之代表，而称曰圣之和。此如甜酸苦辣咸，各具一味，乃能调和为味。倘其本身无味，多加渗入，亦使全体尽成无味。伊尹只求为此食品之主味。伯夷则保有己味，而不加入此食品中。柳下惠则可以调入任何食品中，而不失其本所具有之一味，故曰“三任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又曰：“虽袒裼裸衽于吾侧，亦何足以浼我。”任何一政治界，可以无伊尹，亦可以无伯夷，但终不可以无柳下惠。柳下惠之与伊尹伯夷亦同样难得。孟子特举柳下惠，可谓深识，尤耐寻味。

孟子乃继此三圣续举孔子，认为孔子乃圣之时。时当任而任，时当清而清，时当和而和，集此三圣而兼之，乃为集大成。孔子绝不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汤，又以割烹要汤。门人四子言志，而曰“吾与点也”。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是孔子亦犹伯夷之清。及为鲁司寇，主堕三都，此乃伊尹之任。社肉不至而出走，则又为伯夷之清矣。然犹周游列国，曰“不颤没仕无义”，“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犹伊尹之任，而又终不失其伯夷之清。其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是孔子实兼任与清，而始有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然而柳下惠终不能为伊尹与伯夷，更不能与孔子比。因柳下惠一由外面摆布，不能如伊尹与伯夷之立意为此不为彼。然柳下惠终亦不失其己，斯其所以得与伊尹伯夷为伍而同为圣。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又最恶乡愿，以为德之贼，未可与入道。伊尹之任，即是狂。伯夷之清，即是狷。柳下惠不狂不狷，但亦决不为乡愿，然亦非孔子之所谓中行。中行须能兼狂狷，柳下惠不能。然在中行狂狷三者之外，亦自有此一路，孟子称之曰和。但知和而和，则终不能与中行比。故孔子得兼柳下惠，而柳下惠不能兼伊尹伯夷。孟子此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后世论圣人，亦群尊伊尹伯夷，乃终少道及柳下惠。实则后世之为柳下惠者，乃亦多过于为伯夷伊尹。即非孟子此论所倡导，然孟子固已预瞩其趋势而莫之能违矣。

墨翟继孔子起，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亦伊尹之流。庄周为宋漆园吏，楚聘以为相，周拒之曰，愿为龟泥中，此伯夷之流。孟子愿学孔子，辞受进退出处，备极讲究。其得为中行与否，兹不论。然后起儒家则多近柳下惠。如荀卿，在齐稷下三为祭酒，又为楚之兰陵令，此亦柳下惠之流矣。唯儒家终偏于仁进。既有儒，则墨家不复盛。道家偏于隐退，乃与儒抗衡。中国历史乃成为儒道两分之天下，则益见中国文化深厚之所在。

画圣——吴道子
医圣——张信碧袭仲景
书圣——王羲之
草圣——张旭
智圣——东方朔
武圣——关羽
酒慧耐圣——杜康
史圣——司马迁
至圣——孔滑兄丘
亚圣——孟轲
文圣——欧阳修
乐圣——李龟年
茶圣——陆羽
棋圣——黄龙士
曲圣——关汉卿
诗圣——杜甫
词圣——苏轼

没中国三圣人，只有东方三圣人。
分别是孔子、老子、六祖惠能。 没有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