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明理学后孟子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

考察思孟学派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宋代之前，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并不太高。主要表现在：首先，《孟子》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高，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官修史书归入子部而非经部。
如《汉书・艺文志》列《孟子》于“诸子”，《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列《孟子》于“子部”。其次，唐代以前治《孟子》者不多，“汉代治《孟子》的，始于扬雄。雄注《孟子》，见于《中兴艺文志》，然旨意浅近，当时已疑为依托。后汉注《孟子》的，有程曾（见《后汉书・儒林传》）、高诱（见《吕氏春秋・序》）郑玄、刘熙（都见《隋书・经籍志》），但都己亡佚。仅赵岐作《孟子章句》，并撰题词，至今犹存，列为十三经注之一。当时非议《孟子》的，有王充。充曾撰《刺孟》篇，见于《论衡》。三国以后，治《孟子》的，有晋人綦毋遂；唐代，陆善经撰《孟子注》，张锰撰《孟子音义》，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也都亡佚。”[2]此外，直至唐代，韩愈始提出“道统”说，视孟子为传孔子之道的儒学正宗，然应者寥寥。
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的扩大，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二者之间是否存有相关联系？有学者指出：“《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学中地位的空前提高，成为儒家的要典，是跟唐宋时代儒家和佛教的交涉斗争直接相关的。”[3]如把孟子地位的抬升和佛教对儒学（主要指宋明理学）的影响结合起来考究，似乎可将孟子（或思孟学派）在儒学中的地位抬升作为基轴，围绕孟子的升格来系统审视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孟子所提倡的“君轻民贵”思想妨碍了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