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人性本来都相接近,习染不同才渐渐区别。”
说的是人的好恶本来相同,只是变化的途径不同罢了。约束意念行为就不放纵,玩物成癖志向就会丧失。
因此圣人引导人修养性情,控制约束人的放纵,谨慎选择他结交的人物,节制他的偏爱。虽然人情事物有种种区别,内容形成也不相同,但是说到陶冶性情匡正风俗,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春秋末年世风轻浮多诈,仁义道德衰败,但还藉着仁德名义来扩充自己实力,靠着忠义的旗号来建立自己的功业。
行为符合义理,强大的敌手也会心虚气短;一句话不合正义,卑贱的奴仆也能说出道理。大概是前辈圣贤遗留下风范,能够让人们效法追求吧。
战国时期仁德忠义已经衰败,奸邪诈伪盛行成风。强大的凭着武力获胜而称雄,弱小的因为奸诈不够而被欺辱。
以至有人谋划半个计策就获万金酬劳,提出一种主张就被赏给珠宝。有的徒步走来就当官掌了权,脱掉了草衣升任了卿相。
士人花言巧语极力诡辩,因为根本的一点是能获得私利,所以大家没有约定却像影子紧随物体一样都跟着这麽做。从此人们的爱好崇尚相互取代,随着时代来回变化,那种风气不能保留,那种弊病不能恢复。
到汉高祖凭藉武力平定天下,勇武将士大量出现,国家法令宽松随便,礼制条文简单松弛,大家继承战国四君子的遗风,人人怀有僭越君主的心思,轻视生死看重义气,怨仇恩惠必定回报,法令在个人家中制定实施,权力落到卑贱平民手中,豪侠仗义的行为,形成当时的风气。
从武帝以后,崇尚儒家学说,怀揣经书身携经典的人,到处都能大批碰见,以至出现石渠阁的纷争论辩,流派之间的袒护攻击,舞文弄墨的人,盛行一时。
到王莽刻意伪装,最终篡夺了政权,忠正仁义的人,把被任命做官当成耻辱,於是就把流浪隐居深山看作荣华,把清贫穷困生活当成富贵。
即使国运注定重新振兴,刘汉再次执掌政权,人们却还是保持洁身自好的行为,相互仰慕学习愈演愈烈,拒官不做的节操,被当时的人们看重。
到桓帝、灵帝年间,君主放纵贪逸社会政治混乱,国家大事交给宦官阉人,正直人士把跟宦官一同任职看成耻辱,因而平民百姓愤怒违命,隐居人士批评朝政,於是这些人名声四处传扬,相互标榜评论,对公卿品头论足,对朝廷随意褒贬,刚愎自是的风气,从此流行开来。
在上位的人喜好的东西在下面就会过分地流行,矫正弯曲就一定要比直还更过一点,事情的道理是这样的。
像范滂、张俭这些人,清心寡欲嫉恶如仇,最后还是被看作乱党,不正是这样吗?
当初,桓帝做蠡吾侯的时候,跟随甘陵人周福学习,到他登上皇位,就提拔周福担任尚书。这时他的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当时朝廷很有声望,甘陵老乡就给他们编了歌谣说:“天下的楷模是房伯武,当老师而做官的是周仲进。”
两家的宾客相互讥讽攻击,於是各自结成朋党,渐渐生出矛盾,从此甘陵出现南北两派,党人之说,从此发端。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把大权交给功曹岑晊,两郡的人又给他们编了歌谣说:“汝南的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画圈打钩。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坐在那裏叫。”
因为这些歌谣传进太学,各位儒生三万多人,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一起跟李膺、陈蕃、王畅等人相互褒奖推崇。
太学中称他们说:“天下楷模是李元礼,不畏强暴有陈仲举,天下的高才是王叔茂。”另外渤海人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都敢直言评论,不避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害怕他们的批评议论,都匆匆忙忙赶着跟他们结交。
当时河内人张成善於看风水算命,他推算预测会天下大赦,就让儿子去杀人。李膺担任河南尹,督促拘捕了他,不久遇上大赦被免罪,李膺更加愤怒痛恨,到底审判诛杀了他。
当初,张成利用占卜预测的技能结交宦官,皇帝也常向他询问占卦。张成的学生牢修於是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豢养太学儒生游子,结交各郡学生门徒,相互频繁往来,一起结成私党,诽谤攻击朝廷,扰乱败坏风俗。
於是天子震怒,颁发诏令到各郡国,逮捕私党人士,通告天下,让大家一起痛斥声讨,於是逮捕李膺等人。他们供辞牵连到陈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没被抓获,全都悬赏通缉。
使者四处奔走,在路上相互都能碰见。第二年,尚书霍諝、城门校尉窦武一起上表替他们求情,皇帝怒气稍稍减退,才全部赦免他们回归乡里,终身禁锢不准做官。私党人士姓名,仍然记录在王府。
从此正直人士被贬斥流放,奸邪恶人势力兴旺,天下仰慕风气的人,於是相互标榜,提出天下知名人士,为他们取了特别称号。
最上等的叫“三君”,次一等的叫“八俊”,再次一等的叫“八顾”,再次一等的叫“八及”,再次一等的叫“八厨”,就像古代的“八元”、“八凯”一样。窦武、刘淑、陈蕃是“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被一世的人尊崇。
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㝢是“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人类的精英。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是“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用道德行为引导人们。
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是“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们跟随尊崇的圣贤。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是“八厨”,所谓厨,是说他们能用财产救人。
另有张俭的同乡人朱并,秉承中常侍侯览的旨意,上书告发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相互另起名号,一起结成私党,图谋危害国家。
把张俭和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称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称为“八顾”,朱楷、田盘、疎耽、薛敦、宋布、唐龙、蠃咨、宣褒称为“八及”,刻石结盟,共同结成私党,张俭是头领。灵帝诏令删除上书人名后依名单逮捕张俭等人。
大长秋曹节趁这个机会暗示主管官员奏请拘捕从前的私党人士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宫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国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全都死在牢狱之中。其余的人有的早死没有赶上,有的逃亡得以免难。从此各个有私怨矛盾的人,趁机相互陷害,被人瞪了一眼的小怨恨,也全打入私党案中。
另外州郡秉承上司旨意,有些根本没有关联的人,也遭到这场祸害。那些被处死流放罢官禁锢的人,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极力为党人辩护,言辞十分直率恳切。皇帝看了奏章大怒,立即诏令司隶、益州用囚车拘捕曹鸾,押送槐里牢狱拷打致死。
於是又诏令州郡再检查党人的学生部下父子兄弟,凡在官位上的,都免职禁锢,范围包括到他们的五服亲属。
光和二年,上禄县长和海上书说:“礼制规定,从祖兄弟要分家单过,他们之间骨肉情分已轻,亲属关系已远。
而现在对党人的禁锢包括到他们的五族,既违背了经典的条文,也违反普通的法令。”皇帝看了之后醒悟过来,对党人士的禁锢自从祖亲属以外的,全都得到撤销。
中平元年,黄巾贼人起兵造反,中常侍吕强报告皇帝说:“对党人的禁锢已经长久,人们心情多有怨恨。
如果长久不赦免宽恕,他们容易跟张角合谋,动乱越来越大,后悔也没法救了。”皇帝担心他说的情况,於是大赦私党人士,被诛杀流放的人家全都回到家乡。后来黄巾军势力逐渐强盛,朝廷内外分崩离析,法律条文荡然无存。
党人事件从甘陵、汝南开始,到李膺、张俭两人身上形成,天下遭到祸害二十多年,牵连到的各位人士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中姓名事迹都有的,一起记载在这裏。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另外有传。
荀翌附在他祖父《荀淑传》中。张邈附在《吕布传》中。胡母班附在《袁绍传》中。
王考,字文祖,东平国寿张人,是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郡平丘人,是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是郎中;
王璋,字伯仪,东莱郡曲城人,是少府卿,这些人地位事迹都不显著。翟超,是山阳太守,事迹记载在《陈蕃传》,他的字和籍贯都不清楚。朱㝢,沛国人,跟杜密等人一起死在牢狱中。只有赵典仅仅记载他的姓名而已。
扩展资料:
后汉书由范晔编写: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人。
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
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
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
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
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
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
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
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
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
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
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
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
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
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
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
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
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
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
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
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
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
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
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
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党锢
原文: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藏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
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诘。
滂睹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白话释义: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从小砥砺清高的名节,为州里人所推服,被举荐为孝廉。当时冀州发生饥荒,盗贼四起,于是以范滂为清诏使,派他去查明情况。范滂走马上任,慷慨激昂,有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
等到到了冀州境内,那些太守县令自知藏污纳垢,于是纷纷离职逃跑。范滂所弹劾上奏的那些贪官污吏,都是人们议论纷纷的对象。后来皇帝下诏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属官上报民间那些反映官吏贤能与否的歌谣,范滂因此劾奏了刺史、二千石权豪共二十多人。
尚书责备范滂所劾奏的太多,怀疑他掺杂了私人恩怨。范滂回答说:“我所劾奏的人,假如不是才力不能胜任、污秽、狡猾贪暴为害百姓者,我是不会玷污上奏的文书的。只是近来因为三公会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先劾奏那些急迫的,那些还没有调查清楚的。
再重新检查核对。我听说农夫除去田里的野草,农作物一定长得又好又茂盛;忠臣除却朝廷里的奸人,国家的政治就会因此清明。如果我的话有不一致的地方,我甘愿在众人面前受到惩罚。”尚书不能驳难他。
范滂看到当时世道艰难,知道自己的意愿不能实现,于是辞职而去。太守宗资先前已经听说了范滂的名声,请求他暂任功曹,委任他政事。范滂在任功曹期间严厉地整治他痛恶的人和事,那些行为违背孝悌之道,不遵循仁义的人,他都把他们扫除出去,不与他们共事。
公开荐举有品德的人,剔除坏人。所以郡中才能一般的人没有不怨恨他的。于是指责范滂所任用的人,认为他们是范滂的党羽。
出处:出自南宋时期范晔的《后汉书 党锢列传》。
扩展资料:
背景:
范滂年轻时正直清高有气节,受到州中乡亲的钦佩,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
出任冀州请诏使期间,范滂每次举报上奏,没有一次不压住驳倒众人的议论,后调任光禄勋主事。当时陈蕃任光禄勋,范滂拿着笏板前往陈蕃门下,陈蕃没有留他,范滂心怀怨恨,扔下笏板弃官而去。
郭林宗听到后责备陈蕃说:“像范孟博这样的人,难道应该用一般的礼仪要求对待他吗?现在造成了他为人清高辞官不做的名声,难道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来不好的评论吗?”陈蕃这才认错。范滂又被太尉黄琼征召任职。
后来皇帝下诏三府官员举报民情传言,范滂因此检举刺史、二千石等权贵豪门人物共二十多人。尚书责备范滂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有私心。范滂回答说:“臣子举报的假如不是污秽奸邪残暴,深深祸害人民的人,难道会让他们的姓名涂写到简札上吗。
最近赶上时间仓促,所以先举报急需惩办的,那些没有调查清楚的,还要进一步考察核实。臣子听说农夫除掉杂草,庄家一定茂盛;忠臣铲除奸人,仁义正道才能清平。
要是臣子说的有不合事实的,甘愿接受严刑处死。”官员不能再质问他。范滂看到当时世道艰险,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行,于是递上奏章就离去了。
延熹九年(166年),牢修诬陷指控“党人”结党,范滂获罪被关进黄门北寺狱。狱吏准备拷打犯人,范滂因同囚的人大多生病了,于是请求让他先受刑,就和同郡人袁忠一起争着去挨毒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范滂
孔子说:“人性本来都相接近,习染不同才渐渐区别。”说的是人的好恶本来相同,只是变化的途径不同罢了。约束意念行为就不放纵,玩物成癖志向就会丧失。因此圣人引导人修养性情,控制约束人的放纵,谨慎选择他结交的人物,节制他的偏爱。虽然人情事物有种种区别,内容形成也不相同,但是说到陶冶性情匡正风俗,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春秋末年世风轻浮多诈,仁义道德衰败,但还藉着仁德名义来扩充自己实力,靠着忠义的旗号来建立自己的功业。行为符合义理,强大的敌手也会心虚气短;一句话不合正义,卑贱的奴仆也能说出道理。大概是前辈圣贤遗留下风范,能够让人们效法追求吧。战国时期仁德忠义已经衰败,奸邪诈伪盛行成风。强大的凭着武力获胜而称雄,弱小的因为奸诈不够而被欺辱。以至有人谋划半个计策就获万金酬劳,提出一种主张就被赏给珠宝。有的徒步走来就当官掌了权,脱掉了草衣升任了卿相。士人花言巧语极力诡辩,因为根本的一点是能获得私利,所以大家没有约定却像影子紧随物体一样都跟着这麽做。从此人们的爱好崇尚相互取代,随着时代来回变化,那种风气不能保留,那种弊病不能恢复。
到汉高祖凭藉武力平定天下,勇武将士大量出现,国家法令宽松随便,礼制条文简单松弛,大家继承战国四君子的遗风,人人怀有僭越君主的心思,轻视生死看重义气,怨仇恩惠必定回报,法令在个人家中制定实施,权力落到卑贱平民手中,豪侠仗义的行为,形成当时的风气。从武帝以后,崇尚儒家学说,怀揣经书身携经典的人,到处都能大批碰见,以至出现石渠阁的纷争论辩,流派之间的袒护攻击,舞文弄墨的人,盛行一时。到王莽刻意伪装,最终篡夺了政权,忠正仁义的人,把被任命做官当成耻辱,於是就把流浪隐居深山看作荣华,把清贫穷困生活当成富贵。即使国运注定重新振兴,刘汉再次执掌政权,人们却还是保持洁身自好的行为,相互仰慕学习愈演愈烈,拒官不做的节操,被当时的人们看重。到桓帝、灵帝年间,君主放纵贪逸社会政治混乱,国家大事交给宦官阉人,正直人士把跟宦官一同任职看成耻辱,因而平民百姓愤怒违命,隐居人士批评朝政,於是这些人名声四处传扬,相互标榜评论,对公卿品头论足,对朝廷随意褒贬,刚愎自是的风气,从此流行开来。
在上位的人喜好的东西在下面就会过分地流行,矫正弯曲就一定要比直还更过一点,事情的道理是这样的。像范滂、张俭这些人,清心寡欲嫉恶如仇,最后还是被看作乱党,不正是这样吗?
当初,桓帝做蠡吾侯的时候,跟随甘陵人周福学习,到他登上皇位,就提拔周福担任尚书。这时他的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当时朝廷很有声望,甘陵老乡就给他们编了歌谣说:“天下的楷模是房伯武,当老师而做官的是周仲进。”两家的宾客相互讥讽攻击,於是各自结成朋党,渐渐生出矛盾,从此甘陵出现南北两派,党人之说,从此发端。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把大权交给功曹岑晊,两郡的人又给他们编了歌谣说:“汝南的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画圈打钩。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坐在那裏叫。”因为这些歌谣传进太学,各位儒生三万多人,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一起跟李膺、陈蕃、王畅等人相互褒奖推崇。太学中称他们说:“天下楷模是李元礼,不畏强暴有陈仲举,天下的高才是王叔茂。”另外渤海人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都敢直言评论,不避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害怕他们的批评议论,都匆匆忙忙赶着跟他们结交。
当时河内人张成善於看风水算命,他推算预测会天下大赦,就让儿子去杀人。李膺担任河南尹,督促拘捕了他,不久遇上大赦被免罪,李膺更加愤怒痛恨,到底审判诛杀了他。当初,张成利用占卜预测的技能结交宦官,皇帝也常向他询问占卦。张成的学生牢修於是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豢养太学儒生游子,结交各郡学生门徒,相互频繁往来,一起结成私党,诽谤攻击朝廷,扰乱败坏风俗。於是天子震怒,颁发诏令到各郡国,逮捕私党人士,通告天下,让大家一起痛斥声讨,於是逮捕李膺等人。他们供辞牵连到陈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没被抓获,全都悬赏通缉。使者四处奔走,在路上相互都能碰见。第二年,尚书霍諝、城门校尉窦武一起上表替他们求情,皇帝怒气稍稍减退,才全部赦免他们回归乡里,终身禁锢不准做官。私党人士姓名,仍然记录在王府。
从此正直人士被贬斥流放,奸邪恶人势力兴旺,天下仰慕风气的人,於是相互标榜,提出天下知名人士,为他们取了特别称号。最上等的叫“三君”,次一等的叫“八俊”,再次一等的叫“八顾”,再次一等的叫“八及”,再次一等的叫“八厨”,就像古代的“八元”、“八凯”一样。窦武、刘淑、陈蕃是“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被一世的人尊崇。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㝢是“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人类的精英。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是“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用道德行为引导人们。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是“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们跟随尊崇的圣贤。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是“八厨”,所谓厨,是说他们能用财产救人。
另有张俭的同乡人朱并,秉承中常侍侯览的旨意,上书告发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相互另起名号,一起结成私党,图谋危害国家。把张俭和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称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称为“八顾”,朱楷、田盘、疎耽、薛敦、宋布、唐龙、蠃咨、宣褒称为“八及”,刻石结盟,共同结成私党,张俭是头领。灵帝诏令删除上书人名后依名单逮捕张俭等人。大长秋曹节趁这个机会暗示主管官员奏请拘捕从前的私党人士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宫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国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全都死在牢狱之中。其余的人有的早死没有赶上,有的逃亡得以免难。从此各个有私怨矛盾的人,趁机相互陷害,被人瞪了一眼的小怨恨,也全打入私党案中。另外州郡秉承上司旨意,有些根本没有关联的人,也遭到这场祸害。那些被处死流放罢官禁锢的人,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极力为党人辩护,言辞十分直率恳切。皇帝看了奏章大怒,立即诏令司隶、益州用囚车拘捕曹鸾,押送槐里牢狱拷打致死。於是又诏令州郡再检查党人的学生部下父子兄弟,凡在官位上的,都免职禁锢,范围包括到他们的五服亲属。
光和二年,上禄县长和海上书说:“礼制规定,从祖兄弟要分家单过,他们之间骨肉情分已轻,亲属关系已远。而现在对党人的禁锢包括到他们的五族,既违背了经典的条文,也违反普通的法令。”皇帝看了之后醒悟过来,对党人士的禁锢自从祖亲属以外的,全都得到撤销。
中平元年,黄巾贼人起兵造反,中常侍吕强报告皇帝说:“对党人的禁锢已经长久,人们心情多有怨恨。如果长久不赦免宽恕,他们容易跟张角合谋,动乱越来越大,后悔也没法救了。”皇帝担心他说的情况,於是大赦私党人士,被诛杀流放的人家全都回到家乡。后来黄巾军势力逐渐强盛,朝廷内外分崩离析,法律条文荡然无存。
党人事件从甘陵、汝南开始,到李膺、张俭两人身上形成,天下遭到祸害二十多年,牵连到的各位人士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中姓名事迹都有的,一起记载在这裏。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另外有传。荀翌附在他祖父《荀淑传》中。张邈附在《吕布传》中。胡母班附在《袁绍传》中。王考,字文祖,东平国寿张人,是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郡平丘人,是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是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郡曲城人,是少府卿,这些人地位事迹都不显著。翟超,是山阳太守,事迹记载在《陈蕃传》,他的字和籍贯都不清楚。朱㝢,沛国人,跟杜密等人一起死在牢狱中。只有赵典仅仅记载他的姓名而已。
张俭字元节,山阳郡高平县人,赵王张耳的后代。父亲张成,曾作江夏太守。张俭最初被地方推荐为茂才,因为刺史不是与职位相称的人,称病推辞不就。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他作东部督邮。当时的中常侍大宦官侯览家住在防东县,残害百姓,为非作歹。张俭弹劾侯览和他母亲的罪行,请求诛灭他们。侯览截留了张俭上递的奏章,使他的建议都不能上达到皇帝那里。二人因此结仇。同乡人朱并,品行一向邪恶奸滑,为张俭所鄙弃,朱并对他怀恨在心,于是上书控告张俭和同郡二十四人结成朋党,朝廷于是根据删除朱并姓名的告密奏章搜捕张俭等人。张俭得以逃亡,困窘得东躲西藏,四处逃命,望见人家,就去投奔歇脚,天下人没有谁不敬重他的名声和品行的,都不惜破家灭族来掩护隐藏他。后来流落到东莱境内,藏在李笃家里。外黄县令毛钦率兵围住李笃家门,李笃拉着毛钦,对他说:“张俭天下知名,他逃亡不是因为他真有罪,即使你可以得到张俭,难道你忍心抓他吗?”毛钦便起身拍拍李笃说:“蘧伯玉以独作君子为耻,你怎么把君子之德的仁义当作自己的专有呢?”李笃说:“我虽然喜欢义举,你今天也已经分走其中一半了。”毛钦叹息地离去了。李笃因此得以护送张俭出塞,张俭也因此免受逮捕。他所经过的地方,受他的牵连而被重刑处死者数以千计,他们的亲族也都被诛灭,所在郡县为此而遭残破。
中平元年,党锢解除,张俭才回到故乡。大将军、三公同时征聘他,又推荐为敦朴,朝廷派公车特别征聘,一起用就让他任少府,张俭都没有接受。献帝初年,百姓闹饥荒,张俭家里的财产还比较多,于是拿出所有的财产和同乡人共同享用,靠这些财产活命的人有几百。建安初年,朝廷征聘他为卫尉,万不得已他才接受。后来张俭观察曹操已有取代汉朝的打算,于是闭门隐居,不再参预政事。一年多以后,他在许州去世,终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