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上的一些故事40字

贵州故事7：撤省之争

贵州建省后，“财赋不及江南一县”，每年收的田粮都不够发“工资”。朝廷要从四川、湖广等省调拨粮饷来支援贵州，当时称之为“协济”。这个外来“协济”银粮若不如期运到，贵州财政就发生恐慌。历任贵州巡抚、总督都以催促协济为首要任务。加之有些地方官吏又不断对当地老百姓索取无度，贪污腐败也时有产生，不少府县的少数民族常常发生骚乱。这当然又不得不增加了军费支出。这些复杂因素加在—块，使明王朝对于如何治黔产生了不同看法与争论。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已经死去26年，贵州建省已经37年，朝廷也已换了几茬皇帝，轮到明代宗即位。当时，有个吏部侍郎叫何文渊，他上了一个奏折，提出撤销贵州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退回洪武年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状况。他的理由是，明开国之初，贵州只设三个宣慰司，由土司管理少数民族，中央只在贵州设都指挥镇守其地，“事省民安，远人畏服”。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结果是：官多民少，官索民财，土民受逼，以致生事激变，兵疲民困，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筹运粮饷，劳苦万端。加以贵州地方“山岭高峻，林木深奥，虽然有雄兵猛将，急难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无常”，所以，他主张放弃对贵州的直接行政管理，只派一大将镇守，赏赐招抚少数民族。等西北安宁以后，再研究贵州建制问题。

何文渊的奏折，明代宗皇帝批转给兵部研究。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坚决反对何文渊的意见。他认为，贵州虽然僻在一隅，人多“顽犷”，但是那块地方是太祖高皇帝开创于前，太宗文皇帝经营于后，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法制已定，地方无虞。这些年主要是因为边将处理问题失误，加上征南之师数出，兵疲于久戍，民困于运输，才引发了一些地方趁机生乱。但是，贵州地方各级官员还是能够效力死守，不曾将贵州遗弃。何况土地是祖宗之土地，人民系祖宗之人民，岂可轻易弃置。应当让贵州总督等官员认真研究，提出“上不违祖宗之成法，下不贻边境之后患”的处置意见，并建议派何文渊去贵州处理有关问题，因为何文渊曾经出差贵州，熟谙本处山川险易，夷情向背。这样，又把球踢给了何文渊。皇帝基本上倾向兵部的建议，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态度，批示：“不必差官”，只发个文书，给贵州总督等人相机处置就行了。建省与撤省之争，就此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何文渊与于谦互相对立的意见，都没有抓到贵州作为西南几省的枢纽战略区位有无建省之必要的实质。

到了清康熙年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才对贵州区位的战略意义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在该书《贵州方舆纪要序》中，顾祖禹一开头就写道：“贵州蕞尔之地也；其形势有可言乎？”“蕞小”是非常小的意思。开门见山提出这个问题，意思是说，对贵州这样小小地方，其地理形势有什么可说的呢？顾祖禹这话说得也对。按现在贵州省的土地面积在全国不算“蕞小”，它大于江西、河南、山西、山东、辽宁、福建、江苏、浙江、宁夏、台湾、海南等省区。但在顾祖禹写此序时，贵州土地面积在十三个布政司中是最小的，大约为云南省的三分之一，四川省的四分之一，广西的二分之一。初建省时贵州所辖地域仅11万平方公里、今遵义市及天柱、荔波、罗甸、册亨等许多地方都不在贵州辖内。然而，顾祖禹引《孙子兵法》说道：“孙子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地之形势，亦安有常哉？!”这儿，他明确了一个立论原则，即一个地区的形势，要与整个全局的形势演变相联系来观察，区位战略重要性是要随大格局的变动而变的。接着，顾祖禹详细考察了贵州的历史地理形势，他说：“常考贵州之地，虽然偏隅偏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今玉屏）、清浪（今镇远）以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他把贵州在西南地区所处形势，比做如同一个人体的“胸腹”与“两臂”那样，进可攻，退可守：他说，“守偏桥（今施秉）、铜鼓（今锦屏），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今安龙）、乌撒（今威宁）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今福泉）、永宁（今四川叙永），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争也。……”他反过来问，如此看来，还能说贵州小小的蕞尔之地不重要吗？

他是从贵州作为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的重要交通枢纽，使整个西南连成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观察贵州区位的重要性。贵州这个地理区位，在西南是独一无二的，对沟通西北，沟通华南，东出华中，都是一个不可逾越、不可梗塞、不可忽视的战略腹地。

事实上，贵州建省在全国不算晚，明十三个行省有贵州，清十八个行省也有贵州。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贵州省十七万多平方公里的疆域。何文渊撤省之说，不仅被历史事实否定了，而且省域还扩大了三分之一。

（摘自《贵阳日报》。标题中“贵州故事”为本博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