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土地所有权究竟属于谁？

2025-04-07 21: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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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真堂上市后的三重悖谬【财专题】文化新政：文化治国？文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的财富... 耕织图土地，无论古今中外，皆为国家的构成要素。春秋时，卫国与蔡国在盟会时争位次，卫国回忆了西周初期分封诸侯国的情景(《左传》定公四年)。天子授诸侯的东西，大约三类，一类是旗帜、兵器、乐器等具有标志性的器物;第二类是人口;第三即“土田陪敦”，或称“封畛土略”。可见土地在西周时，已被视为国家的重要象征。今天，政治学和公法理论认为，领土与人民是国家的构成要素，这和古人是一个意思。当然，土地不仅是公法关系，又是重要的私法关系，它是不动产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没有土地就没有不动产，恐怕也不为过。土地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究竟应该归谁所有?今天的理论，习惯于把土地分成公法和私法两种关系。公法上，它是领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对外而言，领土不可分割，国家应保护其完整性;对内而言，海洋、河流(河床)、湖泊、重要的矿产等重要资源，国家可设定为国有，善加利用以造福于国民。然而，私人也可对土地拥有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就形成土地的私法关系。当然，迄今为止，中国不承认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所谓国有土地使用权，年限仅为70年，其实质不过是一种长期租赁权。造成这样的情形，理由大约有二，一是因为要搞公有制;二是，据说如果允许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就会形成土地兼并的局面。在我看来，还有第三个理由，即传统中国的土地观念。对于“土地应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土地一直是归谁所有?我们知道，制度和观念是一种复杂纠缠的关系。很多时候，制度不过是观念的体现，而观念又是因制度而强化或固化。当我们知道某一制度“是”或“一直是”如此那般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相关观念也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加以表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土地制度及其观念，源远流长。由此形成的传统，浸润人心，不可谓不深。如果不能辨析其中曲折和利弊，就无法廓清某些流行观点的本来面目。而历代诸家谈土地观念，往往及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比如，有人断定古代中国长期适用土地私有制;相反的，又有人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土地国有制。以单一的土地所有制或土地观念去理解中国传统土地观，不免偏颇。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的影响尤巨。兹辟短文，略展其绪。土地王有与层级所有权首先是土地王有的观念。要明白中国古人的土地观念，避不开《诗经·小雅·北山》中的著名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诗句，从前后文看，是诗人抱怨任事不均，却自然地流露出了当时人们关于土地的认识。如果结合其他文献，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土地所有制现状的真实反映，是不容置疑的。怀疑者要说，如果西周的土地皆属天子，那么诸侯裂土分封就无法解释，也无法解释《诗经·小雅·大田》篇中的名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其实，这些记载并不矛盾。西周封建是出于政治的考虑，目的是“以蕃屏周”。封建之后，土地并非完全地属于侯伯，只是由于世袭制，形成了事实的侯伯长期占有，但土地最高的权属仍是周王。理论上，周王可以收回这些封地。也就是说，在西周时，土地通过分封形成了二层的所有关系，这是认识西周土地关系的基础。诸侯之下，又有卿大夫，各领有采邑，这又再次形成一种分割的土地所有关系。《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中的“公田”之“公”，又是“公侯”之“公”，卿大夫相对于公侯是私属;卿大夫之田，相对于公侯之田，即是“私田”。这种“私田”，仍是公侯所赐，它同样可以收回，这又是二层的所有关系。这些事实都说明，在西周的疆域里，土地并非单一的归属关系。以某个卿大夫的采邑为例，它既是卿大夫的私家之田，也是国君的赐田，最后，还应归结为周天子的土田。这种多层的土地所有观念，在西周强盛时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只是诸侯坐大后，慢慢就不这样看了。但是，这种多层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其相关观念，是后世土地观念演变的基础。忽视这一观念，就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基础就是土地王有观。土地既然在理论上是王有的，占有土地的人，就负有向天子纳贡的义务。“贡”，既表现了政治上的臣服，又是一种占有他人土地后应付的租金和劳役。所以，秦汉的土地税又称“租”。“租”的称谓延续到隋唐，“租庸调”之“租”，仍是土地税的正式称谓。从《说文》看：“税，租也。”这说明汉代“租”和“税”仍相通。后来，为了区分私人土地的田租和国家对土地的征税，租、税二字才渐渐分开。从土地王有到土地国有的蜕变入东周，土地国有观念开始盛行。这里所谓的“国有”，不是今天所谓的国家所有，而是诸侯国的国君所有。今天的国有制是不能完全对应春秋战国时的国有的，那时的“国有”，相当于“公有”。“公”不是“公共”的，而是“公侯”的“公”。这时，土地逐渐摆脱周王的控制，开始被视为某个诸侯国君的。这既是一种新的土地关系，又是由王有制中发展出来。说它是新的土地所有制，是因为从诸侯的角度看，疆域内的土地均可视为国君的，不再是周王的。土地脱离了周王的羁束，归属上少了一层关系，就国君而言，土地的私有性质更清晰了。所以，这种作为新事物的“国有”土地，其意义恰恰在于它具有一种新的私有属性。但从旧的意义上来说，国君的这种较为完整的土地所有关系，是从“王有”观念中发展而来的，它只是模拟周天子“莫非王土”的格局。事实上，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土地并非都集中在国君手中，属于国君的“公田”，往往在国内土地面积中不占多数，土地归属的现实与国有土地的观念是分离的，土地上仍存在着二层或多层关系。真正把国有制推到极端，从而让观念和现实统一起来的，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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