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票是怎样防伪的？

明朝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描述：“（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然而，正因为“人多耕织少”，却意外地促成了平遥乃至整个山西的转型。

平遥人仅仅以颜料、干果、茶叶、丝绸等杂货便敢行走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走西口”。这让山西商贩遍布全国各地，而“晋商”的名头也由此而来。

到了明代，得益于朝廷实行的“开中制”与“开中折色”这一经济政策，晋商迅速崛起，成为明清商人中的重要势力。平遥也因此受益匪浅，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理位置颇为看重，常驻扎重兵于此。有兵就有需求，所以商业竟成了平遥的立身之本。

当市场在日益发展与扩大，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至足及海内外。

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相应比较长，那么，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一方面，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安定，商贾镖银屡遭抢劫——如何让外地的银子能稳妥地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自己的银子能安全地抵达外地，显然成了一个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雷履泰开创票号

在被二少东李大全收归门下之后，雷履泰很快就在平遥西裕成颜料铺挑起了大梁，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

雷履泰半身像

正是在京城一任上，他经常会遇到同乡找他帮忙捎送银两。这些同乡把自己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想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不过他们也觉得，老是这样麻烦人家也不成，得给人家点“服务费”。

这让雷履泰敏锐地感觉到，专营汇兑是一门大生意。而且，汇和兑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金去做放贷生意，又可以额外赚到一笔钱。

在和东家李大全协商之后，雷履泰决定利用西裕成分号分布广、有着比较完善的渠道资源的优势，带领西裕成全面转型做银两汇兑生意，并提出用自家的纸票作为汇兑凭证，纸票就叫银票，新号就叫票号。票号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

票号的治理

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里有顶身股的设置。所谓的顶身股，即人力股。它和银股一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看上去，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

除了顶身股之外，票号还要设立故身股，也是指顶身股者去世之后，其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顶身股者在晚年即将卸任时“晚节不保”，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家有家法，号有号规。在号规上，票号一直做得很是严格。其有二十四字店训：立法定规，实行法制；严厉执法，严格守法；任用贤才，起用能人。不管大小员工，都不准带家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

票号在用人上还呈现出一种“用乡不用亲”的模式，这对尤其注重亲情的山西人来说，能立这样的规矩，不得不让人佩服。

对内管控的同时，票号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对外防伪。谁能相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生过一张假汇票？这也是票号之所以能“一纸汇通天下”的最有力的保证。

日升昌（“西裕成”转型之后改名为“日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的西侧柜房墙上，有一些诗文。

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诗文中的句子分别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

把这些不相关的句子放在一起，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但显然，票号并不是在做提醒或者无聊的说教，这些句子其实构成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

诗文的第一句，12个字，对应的是每年的12个月份。诗文的第二句，30个字，对应的是每个月的30天。诗文的第三句，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目。诗文的最后一句，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

对外人来说，这种密押无疑就是天书，如果看都看不懂，也就没法冒领。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一成不变，用过一段时间，再行变更，若有人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火墙”。只是，管控和防伪做得再好，它们也只是技术手段，深入不了内心，但票号还有一种无形中的治理，那就是其多年遵循的诚信。

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自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票号与官府的密切联系

票号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

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这种意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

日升昌抓住了这一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行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一个日升昌，还能汇通天下。”

金口玉言下，“汇通天下”自此成了票号的口碑。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火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手”，让票号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子之年，八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属于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

乔家的另一家票号大德通票号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

但是在战乱时期，那些达官贵人们就纷纷挤兑。若是借了款，死的死，跑的跑，这让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赔付西方列强需要钱，平息内部的战火也要钱，这让清政府在手头紧张之时，选择了向票号动刀。比如说强迫它们大量捐款，口头说是自愿捐助，实则完全是强行索要。《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晋商摊捐最繁多，统计每年捐银八万二千两。”

这些还是小问题，对票号来说，它最大的隐忧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里，皮就是指它依附的权力，而毛显然就是票号本身。当它所依赖的权力，先是被西方霸权侵蚀，既而被推翻，它的结局也显而易见。

（作者：王千马，摘编自《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看历史获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