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
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5]/p>
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6]
二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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