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评价100字左右

全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享有“伟大的乐圣”之称 1770年生于德国波恩市，祖籍佛兰德。其祖父及父亲均供职于科隆选候。酗酒之父强逼他长时间地练习键盘乐器，望子成为莫扎特式的神童。

竺可桢（1890.3.7—1974.2.7），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竺可桢主要论著： 《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年）；《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16年）；《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18年）；《关于台风眼的若干新事实》（1918年）；《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6年）；《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中国气候之运行》（1933年）；《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1963、1973)；《中国的亚热带》（1958年）；《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竺可桢文集》、《竺可桢日记》“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1890—1979年)不仅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而且是研究我国物候学的倡导者。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以及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心，是与其幼儿时养成的勤奋好学、多问善思分不开的。
当他还是孩子时，就酷爱读书，也比较喜欢问问题，对于先生和大人们也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竺可桢总是独自苦苦思索。竺可桢后来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求是学风，是与幼小养成的勤奋好学、多问善思的习惯分不开的。
1956年，竺可桢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了《二十八宿的起源》一文，引来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篇文章以中国得天独厚的浩瀚史料和科学的精辟分析，消除了起源地点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等的国际争论，令各国科学界人士折服。可以说，它是世界第一流水平，中外没有能超过的。其代表作还有《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真是一位好校长，他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自己才华出众，同时也培养了像赵九章、张其昀、胡焕庸这样的著名学者。
以声及四野、泽被千秋，评价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