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1.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机会的同时使竞争加剧
　　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均达到10%左右，为世界之最，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贸易地位也由1979年的世界第27位上升至目前的第4位，并在2003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吸引外资自1993年以来连续处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首位，截至2003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5015.76亿美元。经济全球化在这如此骄人的“硕果”中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分得了经济利益的“蛋糕”。
　　然而，辉煌的背后我们却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自2001年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出现了世界性通货紧缩，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甚至出现下滑，就业压力增大，而中国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市场，加大了对国外产品的歧视力度，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如环境保护措施、技术认证与安全标准、反倾销、保护知识产权等。作为始作俑者的发达国家将矛头大多对准发展中国家，近几年发达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多起涉及倾销、环保、技术标准的出口贸易的诉讼案，这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有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了一般制造业生产的生产能力过大和激烈竞争，这一发展战略走到了一个困难的阶段。比如印度近年来就备受关注，形成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威胁，许多外国投资已由我国转向印度，发展中国家也在向我们提出挑战。
　　2.在全球化中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分析
　　近两年我国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强劲，再加上加入WTO带来的正面效应和全球生产转移效应，成为全球瞩目的外商投资首选地。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国投资，中国取代其他国家或地区承担起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国际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和转移。“中国制造”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以至于中国被授予“世界工厂”的称号。
　　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目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分工地位。中国的工业化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在国际产业转移下和在外资大量流入下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毕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和利益分配相对不利地位，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目前与其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如说只成为“世界车间”，因为中国主要承担的是加工，而不是从技术开发到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而就制造业整体看，无论是比重还是高端制造业产品目前仍然在发达国家，中国只有发展起现代知识经济，才能说真正实现现代化，才能像建设一个现代经济强国迈进。从长远看，中国也必须在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既是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种警示。
　　3.外国直接投资的正负效应分析
　　跨国直接投资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国际投资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合作和资源配置优化创造了更高的效率，利用了闲置生产要素，形成了共赢。2002年我国创造了吸收外资数量第一位的纪录，超过500亿美元。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结果，1981年到2000年，在我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利用外资的直接或间接贡献。另据计算，在1991-200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每增长一亿美元，可以促进GDP增长18.48亿美元，足以说明外资是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外资有利于我国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岗位，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带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利于国内市场竞争活力的提高。然而，目前我国的外资利用存在的问题使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
　　外商投资地区结构改善进展不快，地区倾斜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83年外国投资的比例东部占87.75%，中部8.96%，西部3.20%，2000年东部为86.97%，中部为9.09%，西部3.13%，可见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极不协调，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区位优势发挥，不利于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同样，外资的产业结构投向也存在失衡，第二产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加剧了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偏差，导致我国出现结构性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错位，内需拉动乏力。为有效改进这些这些问题国家制定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方针，“万商西进”工程就是具体的实施。2007年1-6月，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幅达51.9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9.76个百分点。积极鼓励各地区重点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区域优势的产业，增强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及协调发展。
　　决定外资大量流入中国除了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与前景外，是地区间争夺外资激烈竞争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的无限制让利。外资利用了中国这种地区间竞争获得了超额国民待遇和过高的优惠，再加上本来就容易发生的跨国公司转移利润行为因我们放松监管而更加严重，利用外资的效益被明显减少了。同时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存在也产生了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近年来我国的居民储蓄居高不下投资不足与此不无关系

（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五是和平渐进性。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二

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三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