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阐述前人学说；作：创作。将古人的智慧心得加以陈述并没有加入自己的思想。相信和爱好古时候的东西（信而好古）。[1]
指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
此成语为易错成语，易理解为只说话不做事。
“述而不作”，源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既被认为是孔子整理“六经”的编纂原则，也被后世称颂是他一生治学特点的高度概括。
“述而不作”，究竟应作何解？普遍的解释是：“叙述（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尊重）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
持此论者，肇始于班固《汉书•儒林传》：“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究观古今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
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杨伯峻将这句翻译成白话就是：
“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这个解释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要训释完整、准确理解，还需细考“述”与“作”的具体涵义。
“述”，《说文》解释为：“循也。从辵术声”；段注：“循也。述循叠韵。述或叚借术为之。如诗报我不述，本作术是也。古文多叚借遹为之。如书祗遹乃文
考。诗遹骏有声。遹追来孝。释言，毛传皆曰。遹，述也是也。孙炎曰。遹古述字。葢古文多以遹为述。故孙云尔。谓今人用述。古人用遹也。凡言古今字者视此。
从辵。术声。”同类解释还有刘宝楠《论语正义》：“述是循旧”；引申为阐述旧章经典,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述者，传于旧章也”；朱熹《论语集注》：“述，传旧而已”。当代学界多倾向于引申义，如杨伯峻《论语译注》译作“阐述”，邓球柏《论语通解》则直接采用皇侃的疏解。另外，古籍还有其它释义，如《广韵》解释为“著述”；《正韵》则解释为：“述，修也，缵也，撰也。凡终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据学者有关考证，“述”字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使用的情况大致是：《礼记•中庸》出现四次，《诗经》一次，《左传》一次，《乐记》三次，《尚书》三次。从先秦其他典籍使用语境中的义项来判断，将“述而不作”之“述”的字义解释为“循”，应是基本可以定谳的。
接着来看“作”字何解。“作”的本义是“起”，即人站起身子来；从人，从乍，人突然站起为作。甲骨文初
字字形象衣领初作的形状，本义为人起身。引申为“兴起”，如《易•乾卦》：“圣人作而万物覩”，《书•尧典》：“平秩东作”。又引申为“振作”，如《书•
康诰》：“作新民”。《说文》段注：“作，起也。秦风无衣传曰。作，起也。释言，谷梁传曰。作，为也。鲁颂駉传曰。作，始也。周颂天作传曰。作，生也。其
义别而略同。别者所因之文不同。同者其字义一也。有一句中同字而别之者。如小雅作而作诗笺云。上作，起也。下作，为也。”经传注一般解释为“创作”，原意
为“新制礼乐”，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作者，新制作礼乐也”。
“述”与“作”在古代是专指礼乐而言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纪元前十二世纪末期，周公之‘制礼作乐’”。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为“天下无道”，孔子的“述而不作”就不难理解了。又《中
庸》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子无位，自无“作”的资格。《礼记•乐记》云：“知礼乐之情者能
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既然“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那就说明能“述而不作”已经很不错了，试想我们
今人中有几个能做到“述者之谓明”呢？如果大言不惭地认为自己“作而不述”，好像自己就是天降之圣人，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后世儒家为
了教谕世人及后学，又多将“述而不作”发挥为孔子自谦之辞。如邢昺《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七》：“此章记仲尼著述之谦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
明’。老彭，殷贤大夫也。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知道而不自制作，笃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尔，故云‘比老彭’。犹不敢显言，故云‘窃’。”又如朱熹《论语
集注》“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
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盛，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
然当是之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子后面那段话显然是美饰，因为孔子成为圣人是后来的
事，而当时老彭是大家公认的古之贤人，孔子自比于老彭，其实就像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是取法高，而不是出辞低。中国古代学者，各自追崇各家各派先贤是普遍现象，几无例外，也无可厚非。而且就经学史的意义而言，孔子成圣的过程还相当漫长曲折且复杂，只是与主题无关，此处就不赘述了。
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崇尚“三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子道德学问为“万世师表”，但其一生极端慎于著作，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不敢轻易立言。所谓“述”者，继承因袭于古人道德学说而不求自我创制、创新，即其一生以文化传承为目的（主要继承周公的礼乐文化）。相反，所谓“立言”者，自我创制以为后世法则圣言也。然而圣哉如孔子尚且“述而不作”，此是何缘故？其中又有何深意？答案在出自孔门后学的《中庸》中其实已经透漏出真实的消息，只不过两千年来我们后人未能认真领会。
《中庸》：“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此段话正可以与《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一句互相参照、相互发明。孔子“述而不作”者，正因其“信而好古”，故其极力批评当世之人“反古之道”创设制度的做法。所谓“述而不作”之“作”即指“作礼乐”，而孔子之所以不轻易制礼作乐，乃是因为孔子“有其德，无其位”，自认其身份既“非天子”（亦被人称为“素王”），故其“不敢作礼乐焉”。反观今之世界，天下熙熙、世人汲汲，“创新”之言盈耳，孔子之意、《中庸》之言或可令人有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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