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夷大炮”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的作用有多大

红夷大炮主要用于“守城”作战，但是国家已经内部都腐败烂了自然从内部瓦解！就跟清朝的洋务运动引进了那么多的西方技术也没有拯救了清王朝是一个道理。

万历48年，东印度公司的“独角兽号”在广东沉没，据闻船上有红夷大炮。明政府组织水手下海捞。真有！但红夷大炮每门三千斤重，人力打捞不可能。三国称象小孩的做法启迪了水手：先用石块装船，开到沉船区后水手带铁索沉入水底勾住大炮，打捞船收紧锁链后将船上的石头抛下，靠浮力将炮从淤泥里拉出来。一共22门。

明政府对这批捞出来的水货极受重视"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这批炮也确实不负所望。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宁远城，守城的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设在城墙上。2月10日清军开始攻城，明军一炮把八旗兵轰的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始攻宁远西南城隅，（明军）发西洋红夷炮，伤攻者甚众。”努尔哈赤也在这次攻击中被红夷大炮所伤，努尔哈赤满语意思是“野猪皮”，野猪皮厚不过胡编的脸皮，崩的薯片一样稀碎，不久含恨离世。

清兵入关之前，努尔哈赤率其八旗兵与明廷数次交锋，凭满洲士兵的应用，胜多败少，然而在宁远之役中败下阵来。与其说败给了袁崇焕，不如说败给了明朝的火器——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
最早广泛使用的火器是“佛郎机”，中文名源于“Franks ( 法兰克) ”，意指“法兰克的炮”。它们到达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正德年间( 1506—1521) 。这些早期的炮约有五六英尺长，重量50—100 斤。它们比当时已有的大炮都小，更便于携带，使用者可以在更广的范围使用这些炮，将它们推至平地、城墙以及在沿海巡逻船只上使用。它们也有更快的发射速率，比国产炮更容易装弹。故而它们很快得到了很多京官们的青睐。
嘉靖皇帝( 1522—1566 年在位) 谕令兵部设立制造“红夷大炮” 的部门。《明会典》记载， 仅1523—1564 年间就制造了约5800 门佛郎机，还有3 万多件其他火器。在晚明将领戚继光( 1528—1588) 的练兵手册《纪效新书》中，这些火器的使用也占有极重要地位，这也证实了它们被广泛使用。戚继光极力推动火器在其军队中的使用能够达到37. 5%，尽管这样的比例并不总是能够达到。例如，一条史料表明一支2048 人的部队拥有256 门佛郎机，仅占有12. 5%，当然这条材料并不能说明其他火器的情况。即便如此，该材料显示，从一开始，明朝人认为火器令火力倍增，并推广使用，这与明朝军事技术落后的普遍误解形成了对照。
除了这些较小口径的武器外，明政府渴望采用更大口径的大炮，能够在固定的防御位置上使用。这种大口径炮一般叫做“红夷炮”，但这一名称有时指好几种不同的武器。最早的红夷炮长约两丈，重约3000 斤。发射时的爆炸声远在十里之外就能听到。它们进入中国后，中国人通过制造更重的这种大炮，越发认识到铸造炮长与口径合适比例的重要; 他们制造的大炮炮身更长，发射更为连贯。可以说，它将更为“科学”的大炮制造方法引入了中国。中国人造炮娴熟，以至在果阿的葡萄牙人后来特别邀请来自澳门的造炮的中国人。很显然，中国人擅长铸造铁炮，而葡萄人擅长造铜炮。许多中国人自造的武器在晚明一直使用着(而耶稣会士所造则不行) ，有一些在鸦片战争时还在使用，这证实了中国人的造炮能力。有的炮也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与日本人作战的朝鲜军队进行了仿制。
大明军队
现在让我们转向明清战争，两方首次重要的军事冲突是1619 年初的萨尔浒之战。后金政权的肇造者努尔哈赤( 1559—1626) ，发布了反对明朝的“七大恨”，明朝人最后决定派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队，铲掉在东北边疆出现的这一威胁。明朝军队在这场战役的一开始就溃败了，他们受阻于春末的大雪，无法协同作战，被各路指挥官所断送，这些人为取得头功而相互争功：杜松比计划提前三天出发寻找敌人。当他们经过浑河时，明军在附近与后金军队接火，杜松手下劝阻他放慢步伐，以免军队被阻截，但杜松无视这些意见，将装载武器的车辆留在了浑河的北岸。他的军队在通过河心时遭到打击，无法使用他们具有优势的火器。杜松的合作指挥官，著名且极为自夸的刘綎( 1554—1619) 也遭致了同样的命运。
第三位指挥官马林，也遭伏击身死。只有李如柏———有人怀疑他是努尔哈赤儿时的同伴，得到了回撤的命令，他自身和军队得以保全，后来因怀疑通敌而自杀。萨尔浒一战，明朝总共损失了310名军官，45870名士兵，以及约28000头牲口。
在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失败之后，万历皇帝( 1573—1620 年在位) 处置了数位官员，包括这次远征的最高指挥官杨镐( 死于1629 年) ，熊廷弼( 死于1625 年) 取而代之。然而，熊廷弼的明察是非使其丢官罢职，不久就被袁应泰所取代。在另征调约13000 名士兵以应对女真人的威胁之外，明廷下令工部，除盔甲、战车等，还建造灭鲁大炮数以百计，百子炮以千计，以及三眼铳、鸟铳( 该词有时也指火绳枪) 七千余。人们当时认为这些武器对于恢复明朝士兵的斗志举足轻重。但新任巡抚王在晋担心丢失整个辽东，建议明军应该使用重火器，加强城镇重点防御。
1622年，该提议得到了御史方震孺等官员的支持，认为使用火器、坚守城堡将是明朝胜利的关键。利用优势火力震慑敌人早已是明朝的通行做法，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明朝通过平定内部的挑战，以及将军队派到国境之外，已设法扭转了一百多年的军事衰落之势。但无论如何，身为辽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袁应泰在短时期内无法扭转战局，他死于后金军队攻打辽阳的战役，尽管开始时用大炮取得一定的胜利。在攻陷辽阳和沈阳的战斗中，后金利用机动性的优势化解了明朝的火力优势，设法引诱守城士兵在空旷之地开战，这会更有利于进攻者。尽管在1620 年代这些早期交战中，后金还取得了其他的胜利，但值得指出的是，在数个事例中，只要明朝很好地装备了大炮，并有足够的火药储备，就能够坚守住孤城。
《满洲实录》插图
狄宇宙引用《满洲实录》的插图，认为明军最初是在城墙的外面部署他们的大炮，这样就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对于守城者来说，要持续装弹以及保持发射的稳定是极其困难的。女真铁骑在明军首批发射后，就有时间靠近明朝军队。但只要明朝军队改变他们的战略，将重炮带入城堡，他们就有可能取胜。此外，尽管在这些早期的大多数战役中取胜，但后金早在1622年就下令用枪炮装备辽东的士兵，这说明他们认识到了火器的重要。
与此同时，明朝向外求援，以为战争助力。到1620 年代，在利玛窦( 1552—1610 )等人不断地努力下，数位明朝高官皈依了天主教。其中一些，最著名的有徐光启( 1562—1633) 、李之藻( 1565—1630) 和孙元化( 死于1632 年) ，利用他们宗教上的关系，获得了武器和训练人员，为明廷所用。徐光启开创先河，最早是在1621 年安排将四位传教士和四门大炮从葡萄牙占领的澳门送至北京。徐光启有权发出此请求，因为他已被任命负责训练军队，与女真人作战。徐光启强调明朝要制造大量的大炮，并在防御中使用它们，做到这一点，有正确的指导和训练是关键。
实际上，明朝将葡萄牙人作为大炮的操作者，而不是大炮的铸造者。但因为明廷中的一些人不信任葡萄牙人，这些传教士被拘禁在广州，只有大炮被运往北京。
两年后操作大炮的专家来到北京，他们的技术得到好评，尽管他们中的一人在演放过程中丧命于大炮的后冲力。一位耶稣会士评论道: “对这些大炮的评价甚高，它们被带至边地，与鞑靼人作战，这些鞑靼人不清楚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登时他们就作鸟兽散，自此后他们倍加提防。”明军在1623—1625 年又得到了26 门大炮。其中的11 门运往山海关，其他的除爆炸的那门外（上面提到），都在北京投入使用。
明朝的节节胜利，推动了进一步向澳门求助。1630 年， 崇祯帝( 1628—1644 年在位) 得到了澳门议事会的同意，派遣200 名士兵及助手，10 门大炮和两名统领前往北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到了南昌就被遣返澳门，据说是因为广州的官员贿赂了兵部官员取消了向葡萄牙军队求救，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他们已有的对于澳门贸易的垄断。一些人到达登州，在那里帮助孙元化对付叛变的孔有德，他们多数也死于这场变故。
顺便指出的是，并非只有明廷向澳门请求大炮支援。到十七世纪初，澳门是亚洲输出大炮的中心。有些甚至用船运回葡萄牙，这些大炮后来在利比里斯半岛抵制拿破仑还派上了用场。
天主教皈依者孙元化，驻扎在靠近东北的山东登莱，是明朝使用火器打击敌人的最热心的倡仪者之一。孙元化反复上疏，强调需要制造更多的大炮并训练更多会使用大炮的士兵。
在1626 年的一份奏疏中，孙元化认为(是错误地) 明朝必须使用西方的火器，因为中国样式的大炮不及女真人弓箭的射程。他最后得到了对皇帝有影响的谋臣孙承宗的支持。孙承宗相信火器的使用，也对在特立独行的将领毛文龙( 死于1629 年) 以及其他人的指挥下所进行的反对女真人有限的防御战有信心。朝廷下令在三个月内训练8000 名使用火器之人。孙承宗强调在防御时使用火器，可以使力量倍增。不幸的是，孙承宗不久就因天启朝政的某些意见不和而去职。但接下来1626年明朝在宁远取得了对努尔哈赤ç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