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宗教建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2025-03-11 10: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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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建筑但凡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则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既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亡。因此，研究传统建筑，只有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才可能探明其真义，也只有这样，才能判别良莠，决定取舍。一农耕文明的若干特征及其在建筑设计意念中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无论是精英文化的诸子百家还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大多可以归纳到“以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的农业文明的范畴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性格，其根源都深植于这样一种经济生活当中。这种农耕文化以其深刻的影响力，无孔不入地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尤其是官式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在许多方面表露出与之相应的特征。 1 务实精神农耕生活“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特征渐渐形成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群体趋向。农人在农耕活动中认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的真理。这种农人的务实之风也感染了文化人，于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便成为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形成了实用、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科学玄想的特征。“重实际而轻玄想”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对待宗教的态度上。自周秦以后2 000余年，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实用理性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很少刻意地附加装饰。中国古典建筑是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木框架结构的技术体系之上的，一直十分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的表达与传递。从椽、檩、梁、柱到基础的结构力学传承，关系非常清楚。不仅如此，有些看似装饰物的构件，也有其结构方面的原始需求。如雀替，似乎是为了解决立面构图问题而发展的，但是本身也是出于一种构造上的需要演化而来的。又如室内装修的“彻上露明造”。为了避免屋顶构架的木材朽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处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之中。因此，很多时候不在室内另作天花，而是让构造完全暴露出来，对各个构件作适当的装饰处理，就形成了“彻上露明造”。在中国古典建筑中，纯粹装饰的构件是很少的。构件一般是在充分反映用途和构造的情况下，加以有节制的装饰完成的。适用则可，绝不无谓添加。其二是以人体尺度为出发点，不求高大永恒。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一直坚持着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无论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很少建像西方教堂那样超尺度的东西。中国建筑的庞大，是通过小尺度单位的“院”不断有规律地衍生而产生的。不论建筑群多么庞大，人在其中活动，所感受到的永远是与人相亲和的尺度。这种设计取向，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特点，迥异于西方在神学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在审美方面，中国建筑给人设定的路径决定了人在其中是以一个个院落为中心对建筑进行审视的。故而在建筑设计中，匠师们仅就院中视野所及进行仔细推敲，而对目光不及的侧面则彻底不管，任其质朴平淡，从而形成了立面构图的“场景式”特征。步移景异，则是以面为单位在变，而不是如西方的以体为单位进行。这种“二维”审美特点，是真切认识古建设计的一把钥匙，可以纠正长期以来以西方审美观点来判定中国建筑的误区。 2 恒久变易观念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大体呈静定状态。这样的环境便易于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一种求“久”的观念，《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反映在民间则是对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久。反观建筑，恒久观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如以不变应万变、世界在改变而我心以不变待之等心理。在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上，对一切的房屋、车、服、礼器等的制作都是采用一种灵活性很大的通用式设计，预计到使用情况有了变化时也可以同样应用。传统的中国式房屋设计原则就采用“通用式”设计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经久耐用和广泛适应性便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与恒久观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并形成“寓变易于保守之中”的特点。历代革新，无不是托古改制，一直走“复古以变今”的思路。这正是农耕经济养育的中华文化在古与今、常与变的问题上的独特表现。建筑则一方面推行灵活多变的“通用”设计原则，另一方面则渐渐形成成熟的“标准化”建造方式。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化则满足了这种恒久与变异的社会心理的要求。空间与序列的丰富多彩最终落实到平实而定型的标准化框架之中，成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方式。再深一层次，以不变应万变之心理，在对待事物上，则须有深刻的反观内省的能力，于是在中国对“参悟”情有独钟。注重感受、注重点拨与觉悟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古代建筑的每一个层次。例如，中国建筑不注重外表直观的形象，而注重人在其中的序列安排。随着道路穿过一道道大门，便会有一个个院落，使人一次次豁然开朗。建筑序列尤如一轴长卷，且走且思，道不尽则思不尽，一直达到高潮有豁然醒悟之感。这一点在园林设计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古典建筑在重领悟、重层次、重气氛等方面极下功夫，反倒对单座建筑淡然处之。古人对感受与领悟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于建筑物本身的注视。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不变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建群体独有的内涵。 3 中庸思想 “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这一点实际是与“恒久意识”相通的，进而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在人格思想上并不注重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追求执两端而用中的温顺谦和的君子之风。所谓“君子讷讷于言”。施之于建筑，则表现为不求外显而求内涵的特点。可以认为，君子之建筑亦是“讷之于言”的。中国建筑往往把精华和高潮放到最里面，放到最后面，而前面则只是朴质的墙。庭院深深深几许，精彩之处全在这一层层的化解之中。农耕文化内向型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古建必然要选择这种重感悟、重内涵的建筑布局方式。二宗法特征与建筑设计意念中华民族以农业社会形态经历了氏族制度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血缘纽带解体的不充分决定了后世大量地保留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特征。主要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业乡村最终形成了中国千年不衰的宗法制度。注重血脉相承的纯正性以及长幼尊卑的秩序伦常，成为维系宗法制度的必不可分的东西。“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成为一种沿袭久远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宗法制度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虽然历经动乱，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多有变迁，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 “家”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是一致的，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在这样一种社会特征之下，一切思考便均是由“家”开始的。家，是社会思考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在建筑上有着深刻的反映。以家为起点的特征，导致中国古代建筑以“住宅”为发展原型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明显的特点表明一切建筑形制均是由住宅发展而来，一切均以住宅概念为原型。西方的教堂不宜作为住宅，中国的住宅却可以改作佛寺，官衙是官员的住宅，佛寺是佛的住宅，皇宫是皇帝的住宅，至于商店也是“前店后居”、是商人的住宅。总之，似乎没有一种类型的房屋是完全和居住无关的，而且，任何一类建筑似乎都是由住宅发展而来的。在古代，住宅和房屋之间的含义是没有分别的。最早的时候称为“宫室”，后来叫作“居处”。居处就是生活起居，以至于包括一切户内工作的地方。在这个总概念之下，似乎无须再作什么房屋种类的详细划分。三结论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深受农耕意识影响、与宗法社会相谐调的体系，它在设计意念上是以“家”为思维起点，以住宅为原型而不断衍生的产物。此结论，则是古代建筑体系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初步看法。

回答（2）：

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键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既、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中国己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之士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强调说：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五分中：“虽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谓俗王为僧立制，不依经本也。非我所制，余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或结合不同民族之具体情况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义。无怪乎，马克思、恩格斯说佛法是辩证法。纳丹（新加坡总统）：“我对于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 赵朴初这样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们中国汉语的大量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觉悟、意识、忽然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梁启超先生曾统计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汉语佛教词汇，佛教词汇不仅占据汉语词汇一个大部分，还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词汇，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没有博大精深，灿烂缤纷的佛教词汇充实，就没有中国汉语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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