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化的道路有何不同?

2025-02-28 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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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的是两条层次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的道路。历史无情地将中国抛在了后面，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和屈辱。

一、中央权威的变化

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宋元时期达到了完善、强化的程度，在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中国的统一局面，从元朝开始，一直维持了六百多年。相比较而言，日本在开始近代化时，虽然表面上德川幕府统一全国，但是大名和小名这些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比较大的权力，日本实际上处于半割据的状态。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大门，腐朽的清政府无法应对国内危机和来自列强的挑战，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迫允许汉族地主兴办团练，中央权力开始下移。在洋务运动期间，借助于兴办近代军工和民用企业，进一步强化了汉族地方官僚的实力。自此，中国向着分裂的方向走了下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北洋军阀凭借其势力窃取了革命果实，掌握了政权。袁世凯曾经想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他甚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通过采用君主制，重建权威，结果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分裂，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使中国的近代化举步维艰。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通过武装倒幕，推翻了幕府统治，强化了天皇的权力。在明治维新期间，废藩置县，加强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国家统一。通过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使国家权力的强化有了保障。国家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提供了对外扩张、开拓国外市场的强有力后盾。

由此可见，中国在这方面走了一条与日本相反的路，走了一条弯路，因而失去了许多发展良机。我们可以想象，国家的统一对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啊！

过去评价中国和日本的改革，多半以是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主要分野。当然，日本的西化程度比中国要高，但是日本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结合了自己的国情，形成了近代天皇制。这种政治体制形式上采用了西方的议会制，但是天皇的权力却至高无上。中国清末预备立宪中，也打算实行类似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在日本能行得通的事物，在中国却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步伐太慢，许多方面是亦步亦趋，结果导致良机已失，滞后的改革反而起了“东施效颦”的作用。

过去，我们把反对清政府、实现民主政治作为至高的标准，好像反对清政府的事就都是应该肯定的，只要追求民主的是都是应该肯定的。我想，还要加上一个标准，就是这些事是不是有利于中国当时的统一，是不是不利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

二、发展经济的思路

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中国的许多王朝，包括近代的政府，历来比较重视官办企业而压制私营企业。这一传统源远流长，从夏商周的工商食官到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民间私营企业的发展，总是得不到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没有合法地位。洋务运动期间，官营企业大量出现，民间资本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和运输业，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如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等。但是民营企业在很长时间内难以获得合法地位。清政府的政策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才有所松动，直到20世纪初，才颁布奖励实业的政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国家无法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使私营资本纷纷涌现，并得到了初步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一统天下之后，官僚资本统治地位迅速确立，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到其统治后期更是惨淡经营。有许多官办企业，表面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是官僚个人发家致富的源泉。中国的私营企业，是官僚、政府掠夺的对象。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经济发展难以有起色。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政府利用国家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场”，“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后来，日本政府采用低价拍卖甚至转让的办法，让私人资本家经营。私营资本发展的结果，不仅经济有了活力，而且国家也增加了税源。

感慨之余，我们觉得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走过的弯路太多。

三、对传统文化的改造

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年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变得博大精深。通过科举制度，这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选官密切结合。科举制就像一道紧箍咒，套牢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渗透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髓中。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启蒙思想不断产生，但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却在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离异，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传统的道德和文学进行了批判，促进了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在教育领域，洋务运动期间，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培养外语、军事和科技类人才；戊戌变法期间，中国有了近代高等教育；1905年，科举制废除，新学制推行。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倡导“文明开化”，将教育改革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为资本主义培养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积极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一部分日本人主张“脱亚入欧”。

中国人自古形成的文化优越感，使得我们不愿意放弃传统封建文化，试图吸收西方的一些科技理性，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以适应急剧变化了的形势和来自外部的挑战。日本人自古就不断向外部学习，面对外部的挑战，他们愿意用西方文化改造封建文化，所以，西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当然，西化的结果，日本人并没有变成西洋人，而是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彻底的日本人。我们中国的统治者经常担心“以夷变夏”，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甚至有些恐惧和戒备地对待西方文化，在国民心理的改造方面，远远滞后。

对于缺乏现代意识的国民来讲，许多近代化的事物，对他们都是外在的东西，难以从内心深处认同，更谈不上去主动推动近代化的实施了。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理念，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思想的精华。试想，这些思想在近代中国能深入普及到什么程度？

对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中日两国的差距，通过对差距的认识又可以使我们能够尽快地缩短差距，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更好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