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东汉徐州琅琊郡阳都县(山东沂南)人。
他少怀大志，虽隐居隆中(湖北襄樊北)躬耕于陇亩之间，却博览群书，关心天下大事，他常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将相管仲、乐毅自比，可见其抱负所在。
诸葛亮自二十七岁起辅佐刘备创立基业，后为蜀国丞相，直至五十四岁病死军中。近三十年期间，他一直是三国中左右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历史作用仅次于曹操、孙权和刘备，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卓越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的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东汉末年，封建王朝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已是摇摇欲坠，豪强地主，富室军阀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伐，混战不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怀有雄心大志但屡遭挫败的刘备在荆州新野地区聚集兵马，寻访人才。在名士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来相辅。诸葛亮对刘备提出了著名的，后人称为“隆中对”(也叫草庐对)的战略。
诸葛亮首先概述天下纷争之势：“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指出：自汉室日渐衰微，群雄起而相争以来，曹操击破袁绍，平定北方，挟制天子，号令诸侯，已拥有百万之众，成为势力最强者；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占据江东，其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有贤能之士辅佐，可以为援而不可相图。
刘备以匡扶汉室为志，自然与曹操势不两立。只因曹操过于强大，暂时无法相争。而孙权虽不及曹操强盛，但其江东基业已成，不能与其为敌，只可结盟为友。诸葛亮在这里已确立了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战略格局，这一联合抗曹的战略格局是刘备利用曹、吴矛盾，争取自身生存的关键所在。此后能否恰当地处理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保持已经确立的战略格局，始终影响着刘备集团的兴衰存亡。
诸葛亮接着分析了荆、益二州的地理位置：“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位于南北要冲，交通便利，是用武之地，而其主刘表无力据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刘邦据此而成帝王之业。其主刘璋和北面汉中的张鲁昏庸软弱，那里的智士能人愿求明主。
诸葛亮选择荆州、益州为刘备攻取的战略目标是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地理、人物等各方面的因素之后做出的综合决策。以形势论，曹操和孙权所控制的中原及江南地区都是刘备无法与其争夺的。但荆、益二州却是曹操、孙权尚未抢到手而相对空虚的。以地理论，荆州连接四方易于向外扩展；益州土地肥沃便于建立基业；若将荆、益二州连成一片，进可乘势相攻，退可据险自守，足以与曹操、孙权相抗衡。以人物论，荆州之主刘表徒有虚名，益州之主刘璋，昏庸无能，汉中之主张鲁也难成气候，正是夺取其地的天赐良机。
诸葛亮最后说：“将军既帝室之胄……汉室可兴矣”。指出：刘备有忠义之名，又求贤若渴，如能占据荆、益二州，安抚民众，励精图治，并与孙权结为联盟，待天下有变时，则以荆、益两路人马，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诸葛亮提出的这个战略规划是要刘备在曹操占天时，孙权居地利的形势下，充分发挥“人和”的长处，聚拢贤才，夺取荆益，内修民政，外结孙权，等待时机统一天下。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一个具有初步战略体系的决策系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重益轻荆，导致了后来蜀国失去荆州拘于一隅而不能进争中原的局面。实际上，“隆中对”作为一个预测型的大决策系统，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从后来的战争进程看，应该说“隆中对”是当时刘备所能选择的最佳决策系统，是基本符合客观现实的。
对于实现这一战略体系的最终目标——复兴汉室，统一天下，“隆中对”规定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联合孙吴，共抗曹魏；二是拥有荆、益二州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实力；三是“天下有变”的可乘之机，这三者缺一不可。而在整个三国时期，刘备集团从未同时具备过这三个基本条件。因此说刘备集团有夺取中原，统一天下的可能只是一种空想。至于荆、益二州孰轻孰重，谁正谁奇，只能待取得二州后再依势而决，因机而变，又怎可预先据此判定蜀汉一国的终局。
“隆中对”作为一个战略决策系统，充分显示出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在我国战略发展史上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诸葛亮出任刘备的军师不久，曹操即率大军攻取荆州，准备渡江灭吴。刘备败退到夏口，处境危急，诸葛亮前往东呈与周瑜、鲁肃一起，说服孙权结成联盟，合力抗曹。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随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取得了东吴的谅解，趁势攻取了荆州，接着又利用刘璋借兵之机，进军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得益州。至此，刘备集团从“失众势寡无立锥之地”发展到雄据荆益，虎视中原与曹魏、孙吴相鼎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三国时期极为重要的一年，其风云变幻之莫测，形势转化之急速，都是令人惊诧不已的。试看：正月，刘备率军进逼定军山，老将黄忠力斩曹军大将夏侯渊，迫使曹操放弃汉中。七月，关羽领兵围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甚至曾想“迁都”，以避其锋。
其时蜀汉大有西迫长安，东进许昌，扫荡中原，复兴汉室之势。但正当樊城危在旦夕之际，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仓促回防，已然为时过晚，终于败走麦城，被擒而死。荆州为东吴所占。
益州之军出秦川，荆州之兵向宛洛确是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战略规划，可这应在“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基础上实施。刘备攻取益州后，诸葛亮在“安民治蜀，足食足兵”方面很有成效。但对于荆州方面的处理却疏而不当，隐患极深。荆州为兵家必争之地，魏、蜀、吴三方对此都很清楚。孙权曾听从鲁肃“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的主张，将荆州的南郡“借”与刘备，是希图刘备为东吴抵御曹操。后见刘备取得益州，已自成一方之势，孙权便要索回荆州。当“结吴为援”与“占据荆州”这两个隆中对策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相互冲突起来时，如何使二者兼容并存，是刘备能否实现其进取中原这一最终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存在着抗拒曹操这个共同点，而且东吴的主将鲁肃(其时周瑜已死，由鲁肃代之)也是极力主张联合的。所以如果处理得当，筹划巧妙，那么以共抗曹操来转化孙刘之间的矛盾，保住荆州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刘备诸葛亮却未能把握住这个关键环节，竟以取得凉州后再还荆州为借口拒绝了孙权的要求。同时驻守荆州的关羽对东吴的态度也十分恶劣，使得孙刘两家由相联变为相争。而对于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刘备及诸葛亮又没有应变之策。等到孙权派吕蒙收降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及诸葛亮方才急忙率兵东下，欲与东吴争夺荆州，然而已是“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后果然因为曹操进军汉中，刘备及诸葛亮恐益州有失，只得与孙权平分荆州。此后，孙权仍一直想将荆州全部夺回，刘备及诸葛亮也并非不知，但仍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孙权伺机进兵，荆州地位未稳的情况下，让关羽攻打襄樊，犯了兵家的大忌。此是刘备之意？诸葛亮之谋？或是关羽自作主张？史无记载。
刘备在失去荆州后，决意东征伐吴。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允，结果在夷陵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回。蜀国自此元气大伤，刘备也一病不起。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将嗣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望他能辅佐刘禅完成大业。
刘备取得益州后，未能抚慰东吴，将其战略矛头引向曹操，同时对荆州的防务重视不够，留守兵力不足，先失三郡，后又轻率出兵攻曹，导致荆州失守，已是大错。接着刘备又率军伐吴，从根本上破坏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格局，更是错上加错。诸葛亮先没有补荆州之失，后未能阻东征之举，(史书上仅说他在伐吴失败后曾叹息：“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其间自有许多客观因素在内，或是违背他的本意初衷的。但无论如何，蜀汉希图统一天下的大业就此夭折了。
刘备去世以后，其子刘禅继位，改元建兴。诸葛亮执掌军国大事。时值蜀军新败，国弱兵疲，刘备身亡，人心恐慌。而且外有魏吴相伺，内有南中，(即今云、贵、川交界处)叛乱，正所谓“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面临危局，处置有方。他练士养民，不动干戈。对内采取抚安劝降的政策，希图和平解决南中叛乱；对外实行联吴抗魏的方针。遣使修复吴蜀联盟。蜀国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国力逐步有所回升。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决定南征平叛。他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降服了蛮族首领孟获，平定了南中地区，改善了民族关系。随着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统一的加强，经济力量的发展，诸葛亮开始作北伐的准备。“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建兴四年(公元226年)夏，魏帝曹丕死。秋，孙权亲率大军围攻江夏，又遣诸葛瑾出兵襄阳。而魏新城太守孟达也有叛魏归蜀之意。诸葛亮认为时机已到，向刘禅上“出师表”。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亲率大军进驻汉中，相机北伐。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不用将军魏延奇兵出子午谷攻长安之策。命赵云、邓芝据其谷为疑军，与魏军曹真相拒。诸葛亮自率大军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响应降蜀，关中震动。后因马谡失利于街亭而退军。当年冬天，诸葛亮得知东吴陆逊领兵大破魏军曹休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虚弱后，上表说魏军“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遂即率军出散关，围陈仓，久攻不下，粮尽而退。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国诸臣认为蜀汉是正统，要与吴国“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分析得失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于是遣使至吴庆贺并订立攻魏盟约。由此可见，联吴抗魏是诸葛亮一贯的指导思想。从蜀国方面看，荆州失去后，欲取中原，只能吴、蜀联盟，东西并举。当时蜀有诸葛、吴有陆逊，皆具谋略。若能联合攻魏，且以吴军为主力，尚有成功的希望。但一来双方虽是盟国，却各有猜忌疑虑。二来，诸葛亮以北伐中原为己任，而陆逊以稳保江东为其责；所以吴蜀两国空有“共交分天下”的盟约，可从未真正进行过有统一计划的联合作战。即使形成夹攻之势，吴军也是稍有失利便收兵罢战。因此诸葛亮只能以吴国作为“犄角之援”而满足。
后来诸葛亮又几度率军北伐，创制了木牛流马转运粮草，并“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间虽有取胜之役，但始终未能击败魏军进入中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后人评论不一，有“以攻为守”之说，有“疲师劳兵”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简要的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准备比较充足，同时魏国曹丕刚死，人心慌乱，而且外有东吴相攻，内有孟达反叛，正是所谓“天下有变”之时，诸葛亮如能迅速进兵，与孙权、孟达相呼应，并采用魏延兵分两路，直取长安的作战计划，形势可能会有转机。但蜀国后来的几次北伐都不具备应有的条件，一是魏蜀实力强弱悬殊；二是蜀攻魏守，劳逸不同；三来魏国司马懿老成持重，深谙兵法，所以诸葛亮已尽心而为，却难以取胜。徒耗国力，无所成就，从战略全局看，是得不偿失的。明知无成功之望，仍要报“知遇之恩”，这正是诸葛亮的悲剧所在。《后出师表》是这个悲剧最清楚不过的自我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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