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乱世太长 ,社会心理情绪转向内化,思索人自身以及从自我角度看人与世界的关联,文学史人学,不是治理之学和蒙混之学,关照人、关照个体与生命的思想和文艺出现,因此是文史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生命的脆弱、命运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 自从汉武帝始，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汉末黄巾起义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独尊的地位。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而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则加速了儒学的衰落。儒学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中国文学的自觉,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的说法,认为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198页）又如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7页）,确是十分精当的.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而且说“非但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97～100页）近年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些文学史也坚持这种提法,如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张少康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的自觉》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从战国后期的初露端倪,到西汉中后期则已经很明确了.”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和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杨德贵在《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使文学为社会服务;汉赋与经、史、哲分家,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理论;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形成了一批专业作家.
新月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汉人的文学观无论是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都未达到“自觉”的程度.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魏晋时代,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宋齐时期的文学承续了魏晋文学发展的余脉.曹丕提出的 “文章”分四科已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他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不断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宋设立四馆之一的“文学”,大体与曹丕的文章观近义,这是从观念的更新到制度的确立.（国学网2002年12月31日帖子）.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汉代的帝国制度的分崩,瓦解使得传统的制度,归则思维模式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大一统的治国模式变成分割混乱的新局面,文艺界的思想也从独尊儒术变成百家争鸣,尽管没有战国时代那么辉煌,但北地的质朴刚健,南方文学的绮迷清新都在这一时期有所体现.
从政治的角度看,门阀制度使得大批怀有胸襟抱负的寒门学子通过诗歌来抒发自身的不行,或心有寄托.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古诗十九首.
从人物的自身来说,这一时期的任务由于历史的重大变故,文人自身命运的无从主宰,往往以旷达放诞的态度来蔑视旧有模式,比较有名的竹林七贤.
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民间创作的,而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更是在形式内容题材创作技巧方面进行了革新,使得那时的“民间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相对比较民间文学,文人创作受缚于统治阶级的操纵,作品的优秀往往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属于酝酿或革新期,很多文学都出自落拓士人庶民,但对后世的影响较深,如志怪志人小说,乐府诗歌,赋体散文都对后世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亦如诗,自魏晋南北朝而一变.前人的研究认为先秦史乘偏重纪实,诸子之文则偏重说理,除被汉人视为雕虫小技的辞赋之外,纯文艺的作品为数不多.魏晋南北朝散文的一大变迁,就是特重抒写情志,亦即个性的张扬.从建安开始,述志、言情、体物等类散文和辞赋都得到长足发展,书札应用之文,亦写得情真而语畅,即是显著标志.
古人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一般都是经历过漫长的认识过程,因此我觉得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魏晋南北朝文学已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则是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气质则体现为个性.前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文体更多的是从当时文学本身角度所具有的特征论述,而缺少的则是对作品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和内在特征去表述.然而从作品本身角度去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骈文与散文更具有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审美价值.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看,其创作特征尤为显著.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其统治的特点是尚刑名,即立法很严,影响到文章,变成了清俊通脱、质朴简约的风格.曹丕又提倡“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这种文学取向,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使文章于通俗之外,加上华丽壮大.正如陆机所谓“吐滂沛乎寸心”,各种沉潜的或稍纵即逝的感悟倾注于笔端.再如丕、植兄弟提倡并长书札,多追怀昔游,品第时文,敢时序流逝,恐荣名不立,清新流畅,颇富情韵.其作风影响建安一代,七子之作,与三曹多有共通之处.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总体上说,较之于两汉,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价值.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首先在诗歌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如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是无疑的.不过,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即表现为对旧体裁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从而下开其后文章创作体增类、表能竞才的风尚.
建安之文亦有从辞请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这也预示着此后美文的发展.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情歌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表现力也在个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其王桀的《登楼赋》善于自然地切入当下最真实的情境,而并不是刻意地显示对道家或儒家思想的归宿感.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想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思理见长的作品.但最能凸显出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出现高潮,其表现一是主题广泛,二是名家辈出.其中嵇康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由此可看,论辩文的勃兴推动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自觉,使魏晋南北朝文人渐渐重视诗文的音乐美和形式美.西晋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骈偶化——散文和辞赋都不约而同地朝着骈俪的方向发展,表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逐渐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美文样式-----俳赋和骈文,统称骈体.骈体的三大特点是：讲究对仗而多用四六言句,讲究平仄的相间相重,多用典故和华丽词藻.骈体文大盛,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作家已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与艺术著作在文体上的区别,日益重视艺术形式的精美,排比对偶手法也就成为他们悉心研究的一门学问和技巧,于是包括诗赋在内的各种文体都开始走向骈偶化.最初是骈散相间,虽多用对偶句式,但并不影响文章的疏宕之气,到南北朝作家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元嘉三大家”之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文才不减诗才.技巧高妙,冠绝一世.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在赋与文的创作中也是如此.他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溪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而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刘宋时代的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其《登大雷岸与妹书》用骈体,开启了文人在书信中记叙山水胜景的法门。
一，从书法上看。魏晋时出现了楷书，与之前相比，楷书既是实用文体，也兼具了审美功能。在这之后，书法这一概念才产生。字体美丑与否的概念，也被提出，成为评判的重要标准。二，从绘画上看。画圣吴道子(似乎是这个人)第一次提出绘画的观点，即画应重意而不是形。这一观点影响了中国画坛近千年。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人，他们系统的提出了自身的观点与理论。如果说之前的是自发的创作，魏晋之后的书画，就走向了系统化与理论化，有了章法。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化自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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