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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