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魏晋时期的文学成就.

曹操（155～220年）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诗。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薤露行》写何进企图借用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反而先被宦官消灭，并导致董卓来洛阳作乱。《蒿里行》写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及义军内部你争我夺的情形，诗末6句高度概括了生民百姓遭受的苦难，抒发了诗人伤乱忧时的情怀，被称为“汉末实录”。另一部分诗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统一天下的壮志。《观沧海》描绘了大海吞吐宇宙的博大气象，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襟怀。《龟虽寿》则抒发了老当益壮的壮志豪情。
曹操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创作精神，形成古直、悲凉。慷慨沉雄的诗歌风格。曹操用自己的诗文创作成功地影响了一代诗风，为建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曹植（192～232年），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
他的诗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热烈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表现出渴望建立功业的进取精神。《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战功显赫、忠贞爱国的游侠形象，寄托诗人慷慨激昂的豪情和对功业的渴望。《鰕鱼旦篇》中，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喻为“不知江海流”的鰕鱼旦，并立志成为“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的壮士，表现出超尘脱俗的非凡气概。后期诗歌，主要诉说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和遭受压抑迫害的悲愤。《赠白马王彪》写于223年，当时作者与曹彰、曹彪一同去洛阳朝会，曹彰暴卒，后来诗人与白马王曹彪返回封地时，监国使者规定二人不能结伴同行，诗人与曹彪被迫分手时写下此诗。诗歌痛斥了曹丕手下挑拨曹氏兄弟情义的佞臣，表达对曹彰的深切悼念，抒发诗人淤积在心头的悲愤之情。这首诗凝聚了诗人遭受政治重压而产生的以悲愤为基调的复杂感情，真切感人，是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著名抒情长篇。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其诗歌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典雅、《楚辞》曲折迂回的表达、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传统，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曹植的诗歌善用象征手法，如《野田黄雀行》用鹞和罗网喻恶势力，黄雀喻受苦者，少年喻反抗者，比喻生动而贴切。他的诗还讲究对偶、炼字和声色，如《公宴诗》“秋兰被长级，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对偶工整，选词精当，表现出深厚的语言素养。钟嵘《诗品》称其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的辞赋、散文也很出色。《洛神赋》描写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通过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抒发作者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想象丰富，词采富丽，体物写志，情意绵绵。

王粲（177—217年），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诗以《七哀诗》3首为代表。第一首描写192年董卓部将李榷、郭汜在长安作乱，诗人避难荆州途中的见闻。诗中用“白骨蔽平原”高度概括了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惨景，以饥妇弃子的特写镜头揭露了无辜百姓的深重灾难。王浆诗感物兴怀，忧世悲己。
《登楼赋》是王莱滞留荆州登当阳城楼所写。作者从眼前的自然美景人手，抒写心中“虽信美而非吾士”的思乡之情，与在刘表手下不受重用的抑郁悲愤融为一体。《登楼赋》即景抒情，感人真切，是脸炙人口的抒情小赋。

蔡琰（生卒年不详），即蔡文姬。董卓乱中，她被胡人掳掠至南匈奴，嫁给胡人，滞留12年，生两子，后被曹操赎回，重嫁董祀。她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自传性质的长篇叙事诗，诗歌叙述了自己悲惨的经历，展现了汉末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诗歌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描写各种场面和人物心态，真切感人，催人泪下。

阮籍（210～263年），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曹魏后期统治者昏庸无能，司马氏掌权，大肆诛杀异己，文人命运与建安时大异。阮籍用酣饮和无所作为消极反抗，躲避迫害。在生活中，他佯狂放诞。在诗歌中，他用隐约曲折的表达方式倾泻他内心蕴藏的悲哀、苦恼和愤意，82首五言《咏怀诗》为其代表。这组诗非一时一地所作，表达了诗人一生对动乱政治、对短暂人生、对污浊社会的复杂思想感情。第一首诗中，“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视为组诗的总纲。其中，有的诗感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如“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第32首）。有的诗感叹世事的反复、名利的烦恼，如“繁华有憔淬，堂上生荆杞”（第3首），“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呢怀反侧，骨肉还相仇”（第72首）。有的诗对历史和现实发出沉重哀叹，如“萧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第31首）。有的诗表达对虚伪礼法的蔑视，如“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第67首）。有的则是对壮士豪情壮志的讴歌，如“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第39首），等等。作者用咏怀手法充分抒情，开咏怀诗体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阮籍诗常借比兴、象征手法委婉曲折地表情达意，寄托怀抱。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歌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也正代表了正始诗歌的艺术风貌。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诗人，是五言诗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
阮籍的辞赋多借题讥讽，辛辣尖刻。《猕猴赋》以猕猴喻人，酣畅淋漓地描绘了巧言伪诈的奸佞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将虚伪的礼法之士比喻为裤子里的虱子，生动巧妙地讽刺了礼法之士伪善欺世的丑态。

陆机（261—303年），太康文坛最著名的作家。陆机诗多拟古、赠答酬唱之作，内容为士大夫的一般感慨，但他的诗追求辞藻的繁富和对偶的工整，探索了语言艺术的形式美，是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陆机的赋文成就较高，《吊魏武帝文》写得凄婉动人，《演连珠》表现了他运用骄偶文字的熟练技巧，《文赋》则是一篇富有文彩的文学理论著作，其“诗缘情而约靡” 的主张影响很大。

左思（250？—305？年），在崇尚繁得的西晋诗坛上卓尔不群，他继承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诗歌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洛阳为之纸贵”，但确立他文学史上地位的是《咏史》诗8首。其主要内容是抨击当时社会对出身低微的人才的不公平现象，表现了诗人对门阀士族的蔑视和抗争。第二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诗中用松草为喻，形象地揭露了门阀社会对人才的压抑。而“被揭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第5首）表现出作者豪迈而悲壮的气概。左思《咏史》诗开拓了借咏史以抒怀的新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刘琨（270～317年）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志士兼诗人，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成为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范例。刘琨诗现存仅3首，都是他后期保卫中原战斗生活的历史见证。《扶风歌》描写他赴任并州刺史并招募千余士兵，历尽艰辛到达任所晋阳的情况，披露诗人的爱国至诚和对前途的忧虑。《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其绝命诗，刘琨与石勒交战兵败，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碑，后因事得罪段，遂陷缧绁而死。诗作激励卢谌为国立功的同时，也抒发了诗人自己山穷水尽、英雄失路的无限悲哀的感情。《重赠卢谌》中的名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令人掩卷鼻酸。刘琨诗感情深厚、悲壮刚健。元代元好问《论诗绝句》高度称赞他的诗歌，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将刘琨与建安诗人相提并论，表明其诗可上追建安风骨。

郭璞（276～324年）是西、东晋更替之际的诗人。其诗以《游仙诗》14首为代表，他用华美而形象的文字，将隐士、神仙境界写得生动传神，如“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黄”（第1首）等。郭璞诗继承比兴寄托传统，借游仙抒怀，表达自己的苦闷失意之情。如第5首：“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硅漳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抒写人间黑暗，无法施展才华，自己又不愿明珠暗投、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怀。因此，郭璞诗与当时盛行的玄言诗大异其趣，《诗品》评价为“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

陶渊明（365～427年）是东晋末期的著名诗人。他渴望在美好而自由的田园生活中保持高洁的人格，并用大量诗文出色地描绘了他归国田居的生活，生动记载了他回归自然的心路历程。他的作品和人品事迹，对后世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陶渊明诗今存一百二十多首，辞赋、散文十多篇，最重要的是其田园诗、咏怀诗和咏史诗。诗人笔下的田园不仅仅是诗人安身立命之所，更是一个与黑暗现实、污浊官场相对立的理想境界。《归国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一方面把现实社会、官场比为“尘网”、“樊笼”，表达了诗人深恶痛绝的感情；另一方面细致描绘了田园的纯洁、幽美，流露出由衷的热爱。《桃花源诗并记》中，诗人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在这里，人人劳动，生活富裕，社会安宁。这是作者回归田园思想的升华，由个人的摆脱“樊笼”、得到解脱、追求个体的自由，变为追求全社会的自由、美好和幸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表达了作者至真至美的人生境界。
还有一些田园诗反映了诗人躬耕田野的劳动生活及其体验。《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描写了一个披戴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除草者的劳动形象。田间劳动，作为自食其力的隐士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诗人肯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由衷喜爱它，正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所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田园诗的成功创作，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成为后世一个重要的诗歌题材。
另有一些诗歌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人品：“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其八）。凌霜盛开的菊花和经冬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人格的象征。咏怀诗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苦闷；“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二），“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一），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内心的不平静。咏史诗则展现了诗人性格中豪放慷慨的一面，《咏荆轲》热情歌颂了不惜生命、勇于除暴的壮士荆闽，《读山海经》第10首歌颂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
陶渊明的诗用极普通的“田家语”，描写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富有真情实感，达到一种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的境界。这与当时的玄言诗风迥然有别。对此，苏武给予极高评价：“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陶渊明的辞赋散文，也新颖别致。《五柳先生传》不足二百字，却写出了传主的爱好、生活态度及思想性情；《自祭文》为自己写祭奠文章，别具一格；《闲情赋》则用铺排手法，表现了男女之间的深厚感情，是一篇著名的爱情赋。

谢灵运（385～433年），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著名诗人。其山水诗大多写在他出任永嘉太守之后。这些诗用语富丽精工，带着高门主人的闲散情调，描绘了永嘉、会稽、彭嘉湖等地的自然景色。“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手法写山间美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夜的寒峭；而《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因对初春景色的细腻描写而为人所传诵。
谢灵运诗的最大特点是有句无篇，过分雕琢，体现了《文心雕龙》所概括的山水诗的特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他的诗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风。

鲍照（414？一466年），现存诗歌二百多首，《拟行路难》18首是其代表作品。鲍照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拟行路难》其六写道：“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其情悲愤满怀，难以自抑。另一重要内容是反映边塞士卒的生活，如“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代出自蓟北门行》），描写边塞战地的艰苦酷寒景色，对唐代边塞诗有较大影响。另外，《代放歌行》、《代贫贱愁苦行》等诗篇反映了社会底层贫寒贤士受压抑的痛苦心情。鲍照诗内容丰富，感情奔放，呈现雄健豪放的特点。
鲍照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创造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来源于乐府的歌谣体，并用革新的精神改造它，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或自由换韵，为七言体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谢眺（464—499年），南朝齐诗人。他的诗受谢灵运影响很大，刻画景物，细致逼真，有不少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写远处疏淡的归帆江树；“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写鱼游鸟飞的初夏景物等。谢眺发展了山水诗，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写景与抒情彼此交融，增强了山水景色的艺术形象特色，从而形成清新流丽的诗歌风格。
谢眺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讲究四声音律，对仗工整。其中的一些短诗，如《王孙游》、《玉阶怨》等，音调和谐，情致含蓄，对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

庚信（513～581年），南北朝最后一位重要作家。他早年生活在江南，是梁代著名宫廷诗人。他早期的作品多属宫体诗，形式综艳，内容贫弱，多奉和、应酬之作。他后期诗文的风貌与其生活经历大有关系：554年，他奉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被扣留在长安做官。北周取代西魏之后，他继续担任北周官职。这时他的诗文内容和风格随之转变，《拟咏怀》27首及《哀江南赋》是其代表。内容多倾诉对故国的怀念，对坎坷人生的悲叹及屈仕敌国的痛苦。而长期的北方生活，又增加了他作品中辽阔苍凉的北国气息，如“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引弰”（均见《拟咏怀》），诗风转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
庚信的早期诗歌，受齐梁新体诗风影响，注重声律，讲究对仗，而某些诗篇甚至暗合唐代近体诗的平民，如七言《乌夜啼》。五言《晚秋诗》等，对唐人影响最为直接。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受北朝文学影响。妇熟的创作技巧与厚重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新的高度，杜甫《戏为六绝句》称其为“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
　　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
　　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
　　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
　　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
　　“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
　　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71、宋代的辞赋作家首推鲍照，以《芜城赋》最负盛名。
　　72、谢惠连和谢庄也是宋代知名的赋作家。谢惠连以《雪赋》最著名，谢庄以《月赋》最著名。
　　73、江淹赋今存二十八篇，而最为世人所传诵者，是《别赋》和《恨赋》。
　　74、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升、邢邵和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75、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庾信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庾信的抒情小赋有《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等，均为传诵名作，而《哀江南赋》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赋作。庾信又是一位骈文大家，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哀江南赋序》。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继往开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6、自齐梁之后，南朝散文日衰，而北朝却出现了几部别开生面的散文名著：颜之推《颜氏家训》、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77、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吴声歌曲，二是神弦曲，三是西曲歌。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西洲曲》。
　　78、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和传说。
　　79、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其中较著名的有《范寻》、《淳于伯》、《东海孝妇》、《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其他志怪小说还有王嘉的《拾遗记》，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等。
　　80、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颇盛行，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是这一时期轶事小说的代表作。它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81、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魏晋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等文学批评著作，其中尤以《典论。论文》和《文赋》影响最为深远。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他把文章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明确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等观点。
　　82、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83、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意识的明确和作家对作品艺术性的自觉追求，“文”“笔”之说流行。刘勰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梁元帝萧绛指出“文”的特点应该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萧统延集文人编订的《文选》中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标准。
　　84、《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
　　85、《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论诗的著作，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钟嵘对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诗的“滋味”问题，诗的“真美”原则，诗歌应该将“穷情”与“写物”结合起来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文人志士们也开始关注自然的美和自身发展，逐渐摆脱儒学的束缚，让魏晋时期的文学自然得到延伸，形成了文化繁荣的局面。作家杨大侠杨科分析，关注自己就是促进人文。

曹植 蔡琰 曹操
曹丕 曹睿 曹摅 繁钦
傅玄 何应龙
刘桢 陆机
李俊明 刘琨 陆云 卢谌 潘岳 阮籍 阮瑀 孙绰 苏文饶 孙楚 石崇 魏晋无名 王粲 文廷式
徐干 应玚 应璩 袁宏 张协 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