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批判现实主义之宗教批判
——兼论作者的世界观
《红与黑》一书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的开篇之作，他集中力量主要批判了封建总趋势没落和暂时复辟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
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教会势力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态度而不断变化的。1789年8月4日，革命党废除了主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废除了教会的一大经济来源，即取消了十一税。接着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变卖它们，补充国库。革命派还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试图防止日后反抗新政权的重大规定，即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使神职人员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决定。几经波折， 到1794年5月7日，议会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崇拜“最高实体”的决议，其中第一条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实体和灵魂不灭。 但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就同拿破仑的活动及其妄图主宰世界的欲望紧密相连了。拿破仑为笼络天主教会实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占领意大利之后，于1801年同罗马教廷缔结条约。但条约于1809年就遭撕毁，拿破仑称教皇的领地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同时，罗马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教会的支持者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下令将教皇押解法国。拿破仑垮台后，教皇庇护七世才返回罗马，作为国际教会势力的罗马教廷的历史才得以继续下去。
此后的十五年，是波旁王朝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也是罗马教廷在经过拿破仑的洗劫之后进行恢复和巩固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神圣同盟竭尽全力帮助天主教会，首先重建教皇国，紧接着为其建立显如中世纪的崇高的地位。被拿破仑摧毁了的那些反动制度有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起新的修士网体系等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鞭长莫及，支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作品中，为了组织起一只镇压资产阶级起义的队伍，教会和封建政权联合起来，甚至采用勾结远在三千里的地方的罗马教廷的手段，控制神甫、五万教士，进而控制士兵（一般百姓）。而罗马教廷也显然非常乐意去做虽然违背宗教道德的在宗教领袖指定的日子里，可以都经同样的话的事，因为法国人首先愿意说一切都应归于教士所有这样的话。贵族们还特派于连到英国向某要人口传密信，无非是以国家的林产和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无爱国刽子手和贵族的封建利益。所有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唯有利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我们说，宗教和政治从来就是同源异流，紧密联系的，都源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把人余人之间关系的结果（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宗教），归结余人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经济）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反映（经济）。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性在小说中虽未表现出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但事实是，大到整个罗马教廷，小到教士个人如卡斯塔奈德神甫之流，都在为政治上的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宗教和政治相互利用。可以说，宗教是政治和法律，而非哲学，艺术和伦理。因为他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体制性的；既可以作为西向理论控制民众，又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去统辖民众。这便注定了它与政治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宗教有时哲学、艺术和伦理，有不是政治和法律，因为宗教具有一种超脱的外表，比如贝尚松神学院走廊墙上的字句：“六十年的苦修，比起永世的身安心乐或地狱里的刀山火海，那算得什么？”宗教企图宣讲这样的思想来势民众放弃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并用以掩盖自己的世俗意图。卡斯塔奈德神甫每一句当众讲出的话都是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宗教道德的解释，而他的每一个背后作出来的动作都是阴谋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个神甫的形象是教民眼里的牧师，使政治家受理的刽子手。
当然，教徒中的个别形象与政治中的个别角色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甚至矛盾甚深，如弗利赖神甫与拉穆尔侯爵。但是这种矛盾只是有权有势的集团或个人为取得更多的权势而作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这种矛盾始终没有上升至主要矛盾，而且当有了第三方（国家或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损失的补偿时，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
教会中达神甫之间的斗争是壮烈的，声势号大的。相比之下，教会中小教士一面听这信徒的倾诉，一面也受着主教的颐指气使。而在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之中，神学院的那些小学士的命运则是最悲哀的。神学院，在于连“望见大门上的镀金铁十字架”时，就认为是“人间地狱”了。神学院的大门只乐意为金钱敞开。于连的朋友傅凯第一次见到于连时说：“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教我明白，自己真是蠢货，没在第一次来就摸出来。”而那些农家子弟学士来神学院也并不是为了研习教义、教规、教理，而是好像在学习和实践着某种潜规则：在眉山的宗教道德的外表下追求丑恶的世俗利益。“他们呕心沥血，弄到几乎病倒”，学问上却无所进步；他们可以说出“卡斯塔奈德神甫把彼拉先生当地人对待”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从他们死气沉沉的眼里，饭前只看到期待饱吃一顿的生理需求，饭后之看到口腹之欲满足后的生理快感”。“神学院里每份每秒都得饰行欺世。”任何一个学时都不能破坏这种潜规则。于连破坏了，他被人猜忌，被人告密，也只有懂得并履行这种潜规则才能生存。
作者对于这些农家子弟学士应没有什么蔑视和歧视，但是对他们所履行的这种潜规则则既是同情的，有时批判的。一方面，教会和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来讲是相当高的，但同时教士发迹的机遇却是极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在积极追求“理想”的同时又不能有所暴露，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呆里耍奸的表现形象。但是，这种表现形象的根本原因却在与宗教教会的稳步发展需要被欺骗又能欺骗别人的人。所以可以说，学士们既已是悲剧的演员，有梦想这座悲剧的导演。但是，作者显然是批判的，在批判他们的言行中就包含这对潜规则的批判，他批判“长时间的苦修仪规”，批判“食用带壳煮的溏心蛋吃法”，批判聪明的夏泽尔“总不忘说两句糊涂话，被发落到第五十名”。
在《红与黑》中，有两位神甫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彼拉神甫和贝尚松大主教。他们都是聪明善良的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严厉，而后者更“可爱”。
彼拉神甫自从与于连在神学院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帮助过他，事业上的和情感上的。在神学院时，处处关照，对于陷害于连的那封信并没有深加追究；临走将于连隆重推荐给后来改变他人生的拉穆尔侯爵，有不厌其烦地提醒其在拉穆尔府的为人处世，还帮他联系了个神学院继续学习。可以说彼拉神甫是于连的严父，有是于连的慈父。在事发之前，他防微杜渐，严格要求于连的言行举止；一旦于连落难，彼拉神甫深深引咎自责，顾不得老命而为之奔走。而于连也是彼拉神甫忠实的儿子和朋友。事发之后，于连想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彼拉神甫。至于这个贝尚松大主教，他“是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该住在京城巴黎，现在来贝尚松，简直是流放”；他又是“慈祥的”，“是个很有才情的人，虽长年迁徙，饱经忧患，却并不消沉”；他“与神学识（于连）讨论起贺拉斯有没有钱”，“但他的记性时而有点偷懒”；他在把羽翎花球搁在华盖顶上，“弄得胆战心惊，生怕手下哪个人会丢了性命”；他“爱看大家吃的高高兴兴，津津有味”；他“礼贤下士的态度，尤使于连受宠若惊。想不到温文尔雅如许，与平时那种天然的独尊之概，竟相得无间”。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大主教的一个字。相反，全文的直接叙述和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地倾注了作者的无限敬重和爱戴之情。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完美的，人格上更是完整的。他们不仅心灵中有一个“最高实体”，而且处处表现出友爱和救人危厄的精神，他们既是神圣而严肃的，又是可接近甚至可爱的。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的每一个方面，而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道德的和谐的紧密的契合点，这便是作者的宗教观。
但是，我们认为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宗教道德寻找着一种和谐的人神关系；这个关系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实质上要求人对神盲目的信仰，绝对的敬畏和单方面的服从；要求神在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方面的主宰作用，要求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主奴关系、君民关系。当以宗教道德“审时度势”时，人的独立地位便不复存在了。而人道主义道德旨在规定人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要爱人类，爱他人，爱社会，爱集体，要求对人的肯定而对神的否定，人于人之间互爱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根本上的对立并不完全意味着随时随处都对立。当在人之爱神的前提时，人道主义的道德便得以体现；否则的话，人之爱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神甫形象的塑造来阐释自己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宗教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提倡这样的宗教观只会是徒劳。这实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理论下，产生的片面和不彻底。唯愿没有苛求前人之意。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这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辩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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