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只需要强化生产要素尤其资本的投入就可以了。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微观主体必须受到投入产出比的严厉约束,即上述两个原则成为经济主体决策的基础和出发点,才能形成高质量发展态势。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是动力变革,只有把行政权力推动的经济体系转化为市场机制推动,才能实现发展阶段的转变。过去的发展之所以没有能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除了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近40年来,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破除这种软约束,任重道远,但是它却是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质量优势竞争的关键所在。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我理解的质量变革是指:过去我们讲发展的质量,主要是指发展的效率,用较少的资源投入生产较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客观事实分不开。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一国情下的发展质量应明显区别于过去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更多体现为发展社会效益的提高。
因此,新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应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兼顾。在经济效率上,主要把投入产出效率改变为经济发展的可靠性、产品质量序列的提升、高技术投入密度的提高和产出的高附加值增长上。而社会效率的提高,应体现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容载及低污染可持续性发展、消灭贫困和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的可靠性在美国积极财政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国际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体现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质量化经济应当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以产品质量提升为导向。从消费者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角度:从消费者角度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中高端商品的需求会增加。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居民整体消费层次会提高,会有从数量化需求转向质量化的需求。从生产者角度看,质量化意味着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实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方向。那么,何谓高质量发展?角度很多,但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发展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既有生态的、收入的,还应有宪法所赋予的劳动者权益上的,让劳工告别环境恶劣、风险巨大、收入不高的行业与职业,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迈向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与维度。
要以高质量政府政策为引导,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要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趋势。发挥需求端变化的牵引作用,发挥市场的自我甄别机制,发挥公共政策的保驾护航功能。
孙 军(淮海工学院):在低质量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可以充分“作为”。在以GDP为主的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和出口导向阶段,各级政府只要保证以外资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持续流入,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即可。但当前各种内外部约束已经使得这种模式不可维持。在高质量增长阶段,政府以前手段均基本失效,过去高增长掩盖的问题也不断暴露。高质量增长阶段,就是要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靠市场机制,这才是新时代最大的驱动力。这个阶段需要服务型政府而不是干预型政府,政府干预经济之手往后撤(国有企业改革、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区域协调发展等),服务社会之手往前伸(化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弊端,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协调的经济结构。在一个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今天发展的质量不高,是因为过去过度偏重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在扭曲的增长激励中,应有的结构调整被人为地阻断了,并由此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扭曲。
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在,不再提增长的速度要求,已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今后的政策导向,应该致力于一方面解决结构不协调问题,包括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及地区之间;另一方面是以竞争和监管来监督增长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