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形势与政策答案

第一个题，下面的貌似有点长，你整理下吧

肯定会遇到象影响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传统经济，影响环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行业差距，扩大贫富收入差距等不和谐因素的影响。
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原因，与独家经营有关，与国家宏观调控有关，与历史原因有关，但是，该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必定会影响到其他行业，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应该如何解决。可以借鉴以下文章。

中国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2009年05月18日13:43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
通过制度建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据悉，意见中提出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这将成为今年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之一。
与此同时，4月份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冷热不均，尽管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仍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要比预期中的更长。作为夯实内需增长长期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采访中，相关权威人士向《了望》新闻周刊透露，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在前两年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
“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论证和修改，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内有望出台。”该人士向本刊记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选择在此时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是为了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加强初次分配调整
居民消费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的发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尤深。
“中国实际上有很强的内需，只是在内需的身上还带着枷锁”，采访中，研究者将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症结指向收入分配机制。“政府拿钱投资，居民拿钱消费，现在政府有钱而百姓没钱，因此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外向依赖程度过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了望》新闻周刊。
“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
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周天勇分析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社会成员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较慢，居民收入增长并未与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了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
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我国的经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这导致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其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少，而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而非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他用数字解读说，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权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
改变再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泽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在他看来，需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要到生产关系领域去寻找。”杨宜勇认为，否则就会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泥潭。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占比太大，现在三大产业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产中的就业结构是“40:28:32”，产出结构是“11:49:40”，也就是说，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按照国际规律，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可达60%，即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率，但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服务业则是靠劳动力，服务业占比过低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
因此，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来，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杨宜勇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综合多位受访研究者的意见，这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秩序的主要途径。
其实，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已强调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的许多矛盾都从分配领域反映出来。而中等收入者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课题则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结构能够由“金字塔型”调整为“橄榄型”，目前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乱。在初次分配领域，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等六个方面；在再分配领域，表现为：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第三次分配无序等三个方面。
其二，分配关系不合理。这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辅助手段，其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而“扩中”的主要途径仍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国有单位的通病是“平均主义”，所以要建立健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所以在非国有单位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常修泽认为，“改革关键在于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受访专家还提醒，扩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要把7.5亿农民包括在内，统筹考虑。
而此轮经济调整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也给“扩中”带来了机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技术与管理阶层，薪资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我国实施的产业升级若能引起职业结构变动，使技术与管理阶层扩大，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将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视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重要一环。周天勇认为，“鼓励创业、发展中小企业，让老百姓充分就业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只有创造出财富才可能分配到财富。”
苏海南还提醒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并还需考虑到对劳动力的吸纳，“加强教育培训，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和能力。”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人民共享，关系着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以2008年底为界限，中国新阶段的第二个30年已悄然到来，中国将进行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内的‘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常修泽分析，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不再单兵突进，而应从经济、政治、社会多个领域着眼。而中长期的方向来看，周天勇认为最为关键的仍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经济领域来看，刘煜辉分析，短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但这其中涉及到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是要真正动某些利益阶层口袋里的蛋糕的改革，难度较大。”
刘煜辉建议，要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同时，要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苏海南则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逐步将现行收入分配规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同时，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调控制度法制化，均纳入收入分配法律体系，使之具有系统性。其次，按缓急轻重抓重点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工资分配行为，预防和有力打击拖欠和克扣工资行为。再次，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法律法规。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健全打击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规并增强处罚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个突出的矛盾。”常修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均衡”的关节点。
“在国富与民生的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

2010：收入分配待攻坚（视窗）
2009年12月31日04:45 来源：人民网
主持人： 记者 杜海涛
嘉 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 苏海南
辞旧迎新算算账，收入还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事。
钱袋子够不够鼓？干得多能不能挣得多？低收入群体有没有受到充分关注？近段时间以来，我们连续推出收入分配专题报道，记者零距离走访城市白领、打工者、教师、企业主、农民、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社区工作者、医院合同工……从不同角度真实反映了普通百姓收入现状。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一项牵动全局的改革，需要上下各方共同思考，付出艰苦努力。百姓生活版祝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生活更加多彩！
——编 者
■“两个偏低”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主持人：收入分配问题，大家普遍关心。您认为分配关系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苏海南：分配关系不合理，从表面上看是收入问题；从根子上看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比如，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品由低端进入中高端、压缩过剩产能等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大力发展三产扩大就业，减轻二产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强化产业工人协商工资增长的地位。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
■千方百计增“饭碗”，开辟就业新领域
主持人：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这种现状怎么改变？
郑功成：有效就业是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计增加“饭碗”，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当前，应当重视就业实际状况，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的就业压力。今年和去年相比，剔除特殊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就业有所下降，这是严峻的现实。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应当考虑社会服务相关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以带动就业。家政公司在推动就业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它使非正规就业正规化，保证了那些劳动者的保险和福利，值得推广。
苏海南：要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对广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来说，任务更紧迫。这些企业就业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扩大消费，这个群体是重点。要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对中小企业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明确给予减免税优惠，形成利益引导，助其减轻经营压力。
目前，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国，2007年这一比重已从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去年GDP总量31万亿元算，如果劳动报酬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多发3万多亿元工资，普通劳动者境遇会大为改善。
■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
主持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初次分配格局非调不可，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此，加快二次分配改革尤为迫切，这方面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
郑功成：一是强化社保再分配功能。在“十二五”期间要强化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会救助、全民医疗保障和全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经济保障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加大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今年国民经济的目标是GDP“保8”，财政收入增长8%，而投入社保的财政支出预计增长17.1%，超出1倍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改革税收制度。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其次要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并加大各层级之间的级差。目前，垄断行业不仅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加起来超过工资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积金和高企业年金都免征个税，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近日，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已明确企业年金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苏海南：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在二次分配时应当从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标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等，保障低收入群体或无收入来源者的基本生活。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税费后，还有数千亿元税后利润留在了企业，难免会有一部分以补助、奖金等形式进入个人腰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继续打破垄断的同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国企利润上缴机制，用以弥补对中小企业减税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注重发展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
主持人：这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郑功成：我主张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薪酬体系，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分为工资、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三个部分，最终目标是确立一个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由于人们无法形成清晰稳定的预期，使得内需市场畸形发展，股市、楼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这是不正常的。要重视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最低工资水平。实现稳定收入预期的目标，这是关乎所有就业者的民生问题。当然，对垄断行业，要严格监管其福利支出。
苏海南：坚持“提低”与“控高”并举。低收入群体能否尽快增收，除了工作环境与制度因素，还与个人的技能和素质相关。比如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农民工自己也得努力提升技能。一个高素质的农民工，才可能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
对少数企业高管等人员的偏高过高收入，应加大调控力度。目前，对央企高管薪酬已有监管办法，还要抓紧研究股份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调控措施。比如，英国规定，企业高管年终奖的50%要交纳个税。我国也应研究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性质和特点的收入监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