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港台文学中的现代派诗歌的进来帮帮忙

看看这里
http://218.14.151.84/wenxue/article.asp?classid=86&articleid=3338
台湾现代派诗歌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一）现代派诗社的兴起
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端以现代派诗的兴起为标志，五十年代初期现代派诗社和诗刊的创办和逐渐兴旺，为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拓开了道路。
1953年2月1日，诗人纪弦首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并很快集聚了一批现代诗作者，这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发端的重要标志。1956年1月，由纪弦发起，方思、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诗人参与筹备，在台北召开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现代派”。参加者达一百零三人，吸引了台湾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派阵容，其骨干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罗门、羊令野、辛郁、李莎、季江、叶泥、林冷、蓉子和曹阳等人。
纪弦的“现代派”继承了当年戴望舒的“现代派”诗观的基本精神，表现形式上则更为前卫。1956年2月，纪弦在《现代诗》第十三期高扬现代派旗帜，把这一诗刊作为“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以“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为文艺纲领，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声称他们是有所扬弃并且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的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明确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主张，强调新诗是“诗的新大陆之探索，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把诗的“知性”和“诗的纯粹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力求探索出一条新的客观环境中的新诗现代化之路。这些主张与戴望舒等“现代派”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可见，由纪弦《现代诗》开始，正式移植西方现代诗，是有其清晰的历史发展渊源的。纪弦的“现代派”所提出的“六大信条”，为台湾现代诗运动的狂飚突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现代派虽然有纲领和领导，它只是一个文学同仁的松散组织，它的那些信条，并未成为全体同人的严格实践的原则。纪弦本人后来的诗作常常有与自己的理论相左的地方。
“现代派”的理论，特别是它过于强调“横的移植”和“知性”，这种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一度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和抗议。后来纪弦做过自省和修正，忏悔自己把新诗引向歧途，1959年他宣布退出“现代派”。《现代诗》也于1964年2月1日宣布停刊。尽管如此，纪弦的现代派诗的旗手作用仍为台湾文学界所公认，该刊十多年间出版四十五期，能容纳各种风格、形式的诗作，培养了近百名诗人，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新诗的创新和发展。
“蓝星”诗社是对推动现代诗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诗社。《蓝星》于1953年6月创刊，次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夏菁、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6月，“蓝星”社将《新诗周刊》移于《公论报》，改名《蓝星周刊》，此后又出《蓝星诗选》（季刊），最早由覃子豪主编；同时又有夏菁、余光中、罗门轮流主编的《蓝星诗页》（月刊）。由于这些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观有差异，刊物也就显得异彩纷呈，“蓝星”诗社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诗人，经常为之撰稿的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吴望尧、梁云坡、郑愁予、黄用、周梦蝶、向明、张健、林冷、阮囊、季江、蓉子、叶泥、旷中玉、王宪阳等。到1963年覃子豪去世，许多成员或旅美，或封笔，罗门编完最后一本《蓝星一九六四》诗选后，该组织宣告解散。“蓝星”诗社成员还出版过“蓝星诗丛”、“蓝星丛书”，先后印行三四十种诗集，对台湾诗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蓝星”是一个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它与“现代派”相抗衡。虽没有固定的理论和绝对的信条，创作主张也不像“现代派”那样前卫和激进，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标榜创作纯粹的自由诗。他们反对“横的移植”的过分强调，力主诗要“注视人生”，“重视实质”，强调个性和民族精神，认为风格是诗人自我创造的完成，覃子豪强调，“自我创造”是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蓝星”社诗人的作品大都既接受西方技巧，有现代气息，又尊重传统，其艺术取向也较为稳健、持重。“蓝星”社的创作园地亦很开放，能包容各样的风格和主义，这是其较温和一面，它使“蓝星”在新诗西化风潮中对“现代派”和后来的“创世纪”起了重要的牵制和平衡作用。“创世纪”诗把现代诗由五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并使其走向了极至。1954年10月，台湾南部的诗人（主要是一些军中诗人），在张默、洛夫、痖弦等倡导下，发起成立了“创世纪”诗社，同年十月出版《创世纪》诗刊，主要成员有：季红、商禽、叶维廉、叶珊、白荻、管管、大荒、菩提、碧果、羊令野、李英豪、彩羽、朵思等。
“创世纪”诗人提出“新民族诗型”的创作路线，旨在矫正“横的移植”，其主张是要求现代诗排除纯理性和纯情绪呈现，而应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的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具有中国风、东方味，也赞同吸收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技巧。由于其艺术主张在实践中并未认真执行，以至五十年代该诗社并无自己开创性的诗风，影响甚微。到五十年代末，“现代派”和“蓝星”已过全盛时期，“创世纪”则乘虚跃进，革新扩版，扩充阵容，表现出极为激进前卫的姿态，彻底抛弃早期“新诗民族型”的主张，改弦易辙，树起“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大旗。1958年4月第十一期《创世纪》出版，标志着他们创作路线之根本转变，此后，声威大振，很快成为六十年代台湾诗坛一个举足轻重的现代诗社。《创世纪》诗刊出版到二十九期，1969年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办，1972年9月复刊后，又呈现出回归传统，靠拢现实的趋势，此时文坛上现代派风潮已经日薄西山，走向沉寂。
这一时期除上述三大诗社外，还有其他一些诗社，其中有影响的有1958年由羊令野、罗门创办的《南北笛》；1962年7月由陈敏华、古丁、文晓村等创办的《葡萄园》；1964年6月由吴瀛涛、桓夫、詹冰、林亨泰、白、锦连、赵天仪、薛柏谷、黄荷生、王宪阳、杜国清、古贝等十二位台湾省籍诗人发起成立的“笠”诗社。《南北笛》以联络各家各派诗人为目标。《葡萄园》主张新诗的“明朗化”与“普及化”，提出诗人应“认识传统”并“建设中国风格”，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对现实乡土的关怀，它对七十年代台湾新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笠”诗社创办时正值“蓝星”与“现代派”停刊，“创世纪”日渐式微之际，因此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出现是台湾本土诗人首次大规模的结合，标志台湾新诗本土意识的觉醒，诗社的《笠》诗刊（双月刊）亦成为当时台湾最有影响的诗刊之一，“笠”初期持中庸的立场，打出现实的精神，现代的技巧旗号。七十年代便公开宣称是“以台湾的历史的，地理的与现实的背景出发；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来历经沧桑的人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反映现实人生，题材生活化，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也较朴实，口语化。“笠”诗社的文学活动，为台湾新诗开辟出一条回归乡土的新路径，揭开了当代台湾乡土运动的序幕。
（二）现代诗的两次论争
1956年到1966年间，“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同属现代派的文学团体因对现代派的一些文学主张和理论观点各异，其在创作路线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激烈论争，影响甚广。
一次是在1957年。1956年的纪弦主持“现代派”提出现代诗的“六大信条”时，他推行“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的主张，引起了很多诗人的焦虑。针对纪弦的主张，他们纷纷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尤以覃子豪表现最为活跃。他在1957年出版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对纪弦的主张提出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外来的影响只能作为部分之营养，经吸收和消化之后便为自己的新血液。新诗目前极需外来的影响，但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蜕变，一种崭新的蜕变”。此文表达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扬弃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覃子豪的文章发表后，纪弦著文激烈地反驳，纪弦的文章又引起覃子豪的反击。“蓝星”的其他成员如罗门、余光中也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这场论争持续至1958年底才结束，由于双方态度激烈多于冷静，虽唇枪舌箭，但对一些重大问题仍未做出深入探讨。
另一次大论争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这次论争逐渐引起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仍是如何对待传统。1959年7月，成功大学教授、女作家苏雪林在《自由青年》上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对台湾现代派诗追本溯源，抨击台湾现代派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尖锐地指出了自三四十年代大陆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为起始的中国象征诗派的流弊。她称象征诗的“幽灵”飘过海峡，又在台湾“大行其道”。覃子豪颇为不满，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苏雪林又发表《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回以《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随后几位专栏作家的加入，使这场论争走向了高潮。1959年11月，《中央日报》副刊登载言曦的《新诗闲话》、《新诗余谈》。这前后还有寒嚼《四读现代诗》、《所谓现代诗》等文发表。他们批评了现代派诗对传统的背叛，消极颓废的思想和极恶劣的现实逃避，这些激烈批评和全面否定，震撼了诗坛，引来了现代派诗人规模浩大的全面反击。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些可取的论述，如余光中对传统、西方与现代都有极清醒且独到的认识。但现代派诗人的反击，仍是明显的打破传统鼓吹西化，那些观点多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观异曲同工。
这两次现代诗的大论争，并未遏制现代诗背离传统和步趋西洋的道路，以至恶性发展到使许多诗严重西化，内容虚无，形式晦涩，逃避现实，脱离读者的境地，这两次论争对某些现代派诗人纠正其艺术观方面的偏误也不无裨益。如纪弦后来就修正了自己的某些错误。1961年他在《新形式主义的放逐》一文中说：“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他在1965年甚至提出应取消造成诗坛重大偏差的名称“现代派”三个字。余光中后来也从恶性西化的泥潭中走出，开始回归传统。
（三）现代派诗人及其创作
在台湾汹涌而来的现代主义诗潮中，五十年代中期以至整个六十年代，现代派诗的创作非常活跃，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他们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时做到很好的扬弃，同时又发展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方法和感受、表现方式，因而各领风骚，异彩纷呈，为台湾文坛所瞩目。这大批诗人当中，尤以余光中、痖弦、洛夫、罗门、纪弦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覃子豪、叶维廉、郑愁予、商禽、叶珊、周梦蝶、白、管管、方莘等也颇为台湾诗坛所重视和推崇。这些诗人的诗作富于心灵色彩，大都以抒发“自我”为中心，在对生活感受和观照时，强调诗人的主体感觉，又并非与生活隔绝，沉溺于纯自我表现，他们的作品中的“自我”往往有较广的含义，带有某种历史感或民族感，许多诗歌都将借鉴西方和继承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诗的表现内容、形式与艺术技巧上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纪弦，本名路逾，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县，原籍陕西。1929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同年考上武昌美专，次年转学苏州美专。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专。是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易士诗集》。1935年与从法国归来的戴望舒见面，与杜衡合作，创办《今代文艺》，组织星火文艺社。1936年，与戴望舒、徐迟合作创办《新诗》。抗战期间辗转于上海、武汉、昆明、河内、香港等地。抗战胜利后，在商界、教育界任职。1948年，离沪去台湾，任《和平时报》副刊编辑。次年5月，开始执教于台北成功中学，直至退休。1976年离台赴美国，定居加州。
五十年代中期，纪弦成为台湾现代派诗人的擎旗者，在诗坛呼风唤雨，挑起一系列论战。1962年春，心灰意冷的纪弦著文，宣布“现代派”解散。纪弦曾将自己的一生的文学活动和新诗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48年以前为大陆时期，1949年以后为台湾时期，1977年始为美西时期。纪弦在台湾编辑出版了自选诗七卷：《摘星的少年》、《饮者诗抄》、《槟榔树》甲、乙、丙、丁、戊集。此外，还有《纪弦诗论》、《新诗论集》、《纪弦论现代诗》等三部诗评、评论集。1974年至1976年创作的诗收入《晚景》诗集。赴美后，仍未辍笔。
纪弦是位诗风多变的诗人。他五十年代前期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有浓重的自我中心、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在这以后，他的诗日益悖离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其内容往往不是遁世而是入世的，诗中的逻辑线索相当清晰。他有不少诗抒写了美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创伤，特别注重渲染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幻灭感和失落情绪。对大陆亲人、故土的怀恋，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内容。从纪弦的诗中可以看到，这种基于个人情怀的乡愁，蕴含着深沉的历史内容。
纪弦的诗在意象的经营方面颇具匠心，诗中一些无关联的意象经诗人精心编排，呈现像电影蒙太奇式的跳跃之姿，自嘲和嘲人的诙谐，是纪弦诗的一大特色。

覃子豪是“蓝星”诗社的灵魂人物。1914年生，原籍四川广汉。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后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就进行诗歌创作，是“蓝星”诗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同时还是一位诗评家。1957年出版的《诗的解剖》，是台湾最早出版的诗评专著。1063年10月10日因病去世。此后有《覃子豪全集》三卷问世。
覃子豪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诗的播种者”和“蓝星的象征”。他早期诗作大多富有真挚的感情，强烈的爱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出版的诗集《自由的旗》充满不屈的反抗精神。诗集《永安劫后》更以极大的义愤控诉了日军1943年10月对福建永安狂轰滥炸的暴行，诗集中《土地的烙印》、《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谁家》、《凶手的铁证》等无不字字血泪。诗人用平白的语言，描述了战火劫难中的城市令人肝胆欲裂的场景，给读者以巨大的心灵震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人的生命脉搏与祖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动，是覃子豪早期诗作的基本色调，诗的主题就是民族命运的主题，诗的语言平时朴素，诗质稠密，形式也较精致。
入台后由于世易时移，诗人的思想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使他后期诗作在内容意蕴、诗的形象、语言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变化，受现代主义诗风的影响逐渐明显。诗的主题复杂化，抽象化。如1953年出版的《海洋诗抄》中的《追求》：“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星过去/向遥远的天边”，“黑夜的海风/刮起了黄沙/在苍茫的夜里/一个健伟的灵魂/跨上了时间的快马”。一幅落日西坠，英雄远逝的兴衰景象，为读者提供了广泛且特殊的审美空间。1955年出版的《向日葵》，标志着覃子豪现代主义诗风的加重，诗作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感觉，通过对自身心灵的开掘，使对象心灵化，心灵对象化，从中可以看到表现主义的艺术直觉，象征主义对主体对应物的寻求，印象主义对稍纵即逝的意念的捕捉。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年5月11日生于湖南衡阳，1946年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7月随国民党军队入台。1952年在《宝岛文艺》月刊发表入台后的第一首诗《火焰之歌》，激发了他创作的巨大热情。1954年与张默、痖弦相识，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洛夫是勤奋高产的诗人。自五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起到八十年代，总共出版诗集有：《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外外集》（1967）、《无岸》（1970）、《魔歌》（1974）、《众荷喧哗》（1976）、《洛夫自选集》（1975）、《时间之伤》（1980）等，还有诗论《诗人之镜》（1969）、《诗的创作与鉴赏》（1975）、《洛夫诗论选集》（1977）等。
洛夫敢于大胆创新，是个富有进取心和探索精神的诗人。诗歌风格几经转折，大致经历了从明朗到艰涩再回归明朗的过程。他自己把1958年创作的《投影》、《吻》等诗看作是“第一次风格之转变”，6月写的《我的兽》可视为他进入现代派创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现代派诗歌。《石室之死亡》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发表后即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它集中地体现了洛夫诗歌的现代派风格。标题中的“石室”可视为束缚人生，禁囚生命的象征。（白少帆等：《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这部作品也集中表现出洛夫诗以意象重整客体形象的卓越才能，他善于经营复杂纷纭的意象，“透过繁复的意象转化为纯粹的诗”。诗人并未言明象征的含义，但意象的组合自然形成了特定的意境，它引导和促使读者进入其中，从而领略诗意，认识人生和世界。这部作品由于诗人的诗观有些偏颇，也存在着意旨不明确，结构欠紧凑，语言过于晦涩等缺陷。
《石室之死亡》以后，诗人的诗风开始逐渐转向明朗。《长恨歌》是诗人走向现实生活后的代表佳作。它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它成功地调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讽喻效果，这是他以前的作品中不曾有的风格。它的写法与白居易的名篇亦大相径庭，风格迥异。如：“他高举着那只烧焦的手/大声叫喊：/我做爱/因为/我要做爱/因为/我是皇帝/因为/我们惯于血肉相见”，又如：“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折/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种写法不仅让人忍俊不禁，而且饱含讥讽，令人捧腹，足见诗人在诗的语言和形式上的匠心。首先，洛夫诗歌的艺术特色为注重意象的经营和整合。首先表现为诗中绵密的意象如奔涌的泉流，创造出富有生命跃动般的韵律和节奏，显示出较强烈的诗人的心理色彩。如《边界望乡》中：“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回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其次，洛夫的诗的时空结构呈现多层次性。诗人善于把瞬间的直觉和幻觉交杂倒错，有机结合，也能将各种感官感觉交互作用，形成丰富的美感，给读者带来广阔的联想，从中体味和领悟到诗中的独特意义。如《鞭之外》中：“我的马儿，边走边嚼着风景”；《石室之死亡》中：“光在中央，蝙蝠将幻灯吃了一层又一层”；诗人把各种感觉和幻觉具体动作化，展示了惊人的奇特的想象，通过对诗人心灵的深度开掘，使对象心灵化，同时心灵亦对象化了，诗人的主体感觉却得到鲜明的凸现，给读者以新奇、广阔的联想和感悟。洛夫七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其技巧更加圆熟，表现手法更是丰富万千，并且注重开掘思想和锤炼语言，使作品更耐人寻味。

痖弦，“创世纪”诗社创始人。原名王庆麟，笔名有王麟、伯厚等。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县东庄。主要作品有：《痖弦诗抄》、《深渊》、《血花油》、《印度》等诗集；文学评论集《诗人手札》、《中国新诗研究》等。
痖弦属于到台湾后才成长起来的大陆籍诗人，五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诗，1953年在纪弦主编的《现代诗》上发表《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引起诗坛注意。1954年10月结识张默、洛夫并参与创世纪诗社活动后，才算正式写起诗来。作为军旅诗人的重要代表，痖弦的诗首先展示了对军人生涯的痛苦反思。在类似的作品中每每表现出一种茫然若失的幻灭感与失落感。因此往往在感情上愁结哀怨。如《上校》一诗中，“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从火焰中诞生，/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1943年。/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什么是不朽呢？/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便可窥见他此际的特色。痖弦立意于表现博大的同情心，将视角对准人生的负面和与生俱来的痛苦，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人性关怀和社会批判。他以简洁的素描笔法为社会底层的“众生相”写生，通过刻画一系列令人同情和悲悯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了他们悲剧性的一生遭遇和命运。请看《疯妇》中：“你们再笑我便把大街举起来/举向那警官管不住的，笛子吹不到的/户籍混乱的星空去/笑，笑，再笑，再笑/玛丽亚会把虹打成结吊死你们。”诗人通过对疯妇内心独白的成功模仿，代下层人民宣泄出了他们内心的愁苦、愤懑和抗争。正常的人被现实环境逼疯了，弱小者受到了嘲笑，但在疯妇的眼里，这个世界却是疯狂的非人性的。正是这种正常和非正常，理性和非理性的倒置和换位，使他表现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感情和向社会抗争的欲望。痖弦的诗超越了个人感情的藩篱而传达出一种较为普遍深刻的人生经验和人性感受。
痖弦后期在诗作中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作品中更增强了现实主义倾向，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乡愁诗的成功。在他那些动人的乡愁诗中，他将朴素的乡土意识升华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思和民族的自豪感。在《我的灵魂》中，诗人写道：“我的灵魂，必须归家。/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听见，我的民族/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呀。”这里有诗人对五千年华夏民族历史的崇拜与自豪，有海外游子时刻盼望回归故土叶落归根的心愿。
痖弦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抒情诗大多具有戏剧性，善用重叠的句法，具有甜美饱满的格调，好用典，且善将绘画、音乐手法用于诗作中。
余光中是享誉海内外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1928年9月9日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
余光中是位高产作家，他新诗的总量在五百首以上。他的诗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格律诗的时期（1950-1957），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也受西方浪漫派的启发；二是西化实验时期（1958-1960），1958年余光中赴美学习美国文学和现代绘画史，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并卷入当时台湾现代诗的潮流；三是反对西化提倡古典主义时期（1961-1964），他与全盘西化论者曾有激烈论争，逐渐回归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四是民主写实时期（1965年至今），以《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诗为代表。余光中的诗集有：《舟子的悲歌》（1952）、《蓝色的羽毛》（1954）、《钟乳石》、《万圣节》（1960）、《莲的联想》（1964）、《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天狼星》（1976）；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思》（1963）、《逍遥游》（1965）、《望乡的牧神》（1968）、《焚鹤人》（1972）、《听听那冷雨》（1974）、《余光中散文集》（1975）、《青春边愁》（1977）。此外还有论文集《掌上雨》（1964）等，以及一些译作。
余光中在1950年至1958年这段时期，先后发表诗歌二百多首。他早期受新月派的唯美主义诗风和西方现代诗影响，浪漫主义是他作品的主调。1955年写的《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已经显现出对传统格律诗的某些变异。诗人由饮手中的这杯葡萄酒出发，展开思想的翅膀，在历史的时空中遨游，当年“纤纤的手指”摘下晶莹圆润的葡萄时，‘白朗宁和伊丽莎白还不曾私奔过海峡。/但马佐卡岛上已栖息乔治桑和萧邦，/雪莱初躲在济慈的墓旁。“诗人展示了对百年前多情的回顾，又从久远的历史回到葡萄藤，并想象葡萄架下一对情人的倩影。一情一景如此美好，如在眼前，但”这一切都已经随那个夏季枯萎“，那”纤纤的手指“和”挂满珠翠和玛瑙的葡萄藤“已归于腐朽和烟灭，诗人由此感怀道：”一切都逝了，只有我掌中的这只魔杯，/还盛放着一世纪前异国的春晚和夏晨。“”而遗下的血液仍如此鲜红，尚有余温，/来染湿东方少年的嘴唇。“诗中充满了情与意，美与史，在甜美宁静中隐约着丝丝忧愁和苍凉。
1958年，余光中赴美学习后，受西方文化感染，他的美学观念有了重大变化，他深受梵高为艺术殉道且热爱生命，勇于生活的精神的感召，更欣赏美国女诗人狄金森那种神秘而集中的表现手法，以及突出而跃动的意象。在五十年代末期兴起的台湾现代诗潮中，余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发表于1960年的两部诗集《万圣节》和《钟乳石》中很多诗作，是他对现代诗的实验之作。不过，很快在现代诗的大论争后，1961年他写了《再见，虚无》，表现出他迷途知返，急流勇退，与”恶性西化“分道扬镳的决心，重又回归到民族诗歌的道路，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出现了重大转折。写于1961年至1963年间的《莲的联想》标志着诗人完成了向传统的回归。正是他在异国始终只是一个”无根的过客“，正是诗人自小就深受祖国文化的薰陶，怀乡的情绪，对祖国深沉的思恋，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得到升华，坚定地抛弃”恶性西化“，走上艺术的回归之路。到七八十年代，余光中的诗歌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诗歌艺术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获得了创作的大丰收。
余光中诗歌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是他表现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的那些诗作。五十年代初期的《舟子的悲歌》中就表达了诗人离开故土的游子思念的痛苦情绪，即使在异国的土地上，这种对故园的渴念也极为深切。怀乡诗中，以1972年写的《乡愁》最具代表性，”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形象层层迭化，使这种深沉的”乡愁“突破了个人的怀乡情绪，被诗人赋予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乡愁“演化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