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自宋朝起就囚疑引起论辩，至上世纪60年代由毛泽东卞席促成，郭沫若与高二适对泉将论辩推向高潮。兰亭论辩的焦点较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该文中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疡为妄作”的阐释分歧较大。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王羲之这是有力批判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老庄思想，“这在崇尚玄学、老庄思想的东晋时代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这显然人为拔高了王羲之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王羲之批评庄子的立足点。
一、王羲之没有超脱玄学 玄学为王羲之家族文化。一代宗师陈寅烙先生说过:“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变为地力一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而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朝廷重臣、名士领袖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既是政治家又是清谈家。王家玄学中的违礼、狂放在王羲之身上同样打上烙印，“袒腹东床”这-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王徽之，均放诞不羁，任情态性。王徽之为参军时“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而“人琴俱亡”的故事，不仅生动说明了王献之、王徽之兄弟俩的深情，更展不王氏家族作为名士溺十性情不拘礼法的风度。
与王羲之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是玄学家。《中兴书》曰:“安兀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安兀、支道林、许询均是当时清谈名流。王羲之的另外两位好友殷浩、刘快也均好老庄，“善谈《老》、《易》，擅名江东”。参加兰亭集会的谢安、孙绰均是玄学名士。谢安继王导之后同样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风流洒脱比王导更胜一筹，他并不认为玄学清谈会误国误民，曾反问王羲之说:“秦任商鞍，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从《兰亭集序》及26人的诗作看，玄学依然占据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诗不脱玄言诗范畴，大量玄学用语充实其中，例如“万殊混理”、“真契齐古今”、“遗世”、“保真”、“齐物”、“彭荡”等。而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造真探玄根”、“散之在推理”等均为玄言。王羲之的好友支遁将《庄子》的“逍遥”义创解为“即色论”，主张“色是空”，“空”、“无”存在于色彩斑斓、万象纷呈之中。钱秀南提出，王羲之的“兰亭《诗》、《序》显然发挥了支遁《逍遥论》‘即色论’意旨”。
因此看来，这次兰亭集会是一群玄学之友，借修欣之事，赏景、饮酒、赋诗，享受人生之乐趣。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谈玄析理，他们因玄学物我同一而相知，不仅是同类，而且为好友。在这样的时节王羲之当然会发出“快然自足”、“适我无非亲”的感慨。
二、王羲之的玄学思想有明显的个性倾向
我们谈及魏晋玄学时，总是老、庄不分，仿佛老、庄就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老、庄是两个相异的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派，《周易》、庄子为一派。两家虽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境界，都把“无为”作为手段，但黄、老的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正好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态度。魏晋名士盛行玄谈，其中老、庄之争常常是他们论战的焦点。阮籍和王坦之都作诗著文直接批判庄子。
王羲之接受的是黄、老思想。《晋书》石，郑情“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这里并不见王羲之迷恋庄子的踪影。王羲之有一则杂帖，鲜明表明了他对老、庄的态度:“省不，知足下奉法(注:指佛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注:即庄子)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注:指五斗米道)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这里王羲之一力一而斥责庄子“诞谩如下言”，另-力一而表明终始虔诚十“五斗米道”(源十黄、老的天师道)。钱钟书指出:“晋代士大夫不乏事张鲁‘鬼道’者，王氏家风不孤。”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正囚太痴迷这一“鬼道”，而为叛贼所害。
相对于王凝之而言，王羲之更多接受“五斗米道”中关心下层群众疾苦的思想。他在给殷浩、谢万信中分别劝诫他们“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共赋役，与民更始”，“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他任地力一官时，实行“宽和为木”的仁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做护军将军时，践行了“五斗米道”的“生存权利的公平而均等的思想”:“今所在要在十公役均平……其有老落笃瘾，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这种均平意识，体恤老弱病残的做法在古代实在罕见。他虽志不在仕林，但对国事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他对殷浩表不:“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他劝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当年郭沫若就以此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后半部分所表现的消沉人生态度不符，进而认定自“夫人之相与”以下160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加上断语:“(添加人)是不懂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事实上“不曾弄通”的应是郭木人。人们常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一个“玄”字，而忽视玄为“体”、儒为“用”这一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王羲之、王导、谢安等都是儒学人格玄学化代表人物。就王羲之木人而言，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五斗米道”的原始道教的情结。
王羲之尽管崇老贬庄，但他对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相反对庄子的某些东西还比较欣赏。王羲之阅读支道林论著《庄子·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己”。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明显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群籁虽参差”也是用的《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这与其《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疡为妄作”批判言语极其矛盾。钱南秀分析这一矛盾时说:“分明是曲终人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己为陈迹’，心灵隋感受到极大震荡，深切体味到死生异路，寿夭不均，遂不顾析理上的不合时宜，下笔直抒胸臆，表现了他对理的超越，对情的执著。”可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瞬间变化较大，但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不会说变就变。倒是钱钟书先生解释相对合理:“只‘一死生’、‘齐彭疡’为虚妄，乃出十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王羲之这样“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则来自“五斗米道”的道教神仙、力一术之说。杜萌若得出结论说，王羲之否定庄子“齐死生”思想，是“从内心深处对神仙长生之说彻底绝望，正囚为希望是那样强烈，绝望才那样彻底”，但这种绝望至少应是在“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写此序2年后王羲之辞官出游，乃乐此不疲地“不远千里”求仙服散。
三、王羲之否定庄子“一死生”观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的悲喷
让王羲之如此确定“固知”一死生、齐彭荡不真实，至少来自苦涩生活的三个方面。
一是生死的诀别。《全晋文》所收王羲之的杂帖，有四十多通都使用了“痛哉”、“悲夫”语义的词汇。令王羲之痛心疾首的是中年丧子—玄之、官奴先后夭折。其次是他的周嫂亡故，王羲之6岁时，父亲下落不明，他在“母兄鞠育”中长大。其嫂为汝南名族周n的女儿，非常贤惠，待王羲之甚好。永和年间周嫂病死，王羲之多次写道:“痛彻心肝，当奈何奈何!”面对亲人的生死诀别，没有人能洒脱，虽阮籍犹不能，况羲之乎?面对那种摧心断骨的悲痛，他怎么相信生与死、长寿和夭折是一样呢?
二是人生的无奈。司马睿在王羲之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和王敦的建议和辅佐下，建立东晋政权，但这并没有能改变政坛的动荡和时局的混乱。朝纲大乱，主仆颠倒，兄弟反目，朋友无信，百姓命如草芥，这让王羲之无法捉摸人生。特别令他尴尬、迷惘、苦涩的是他两位从伯王敦与王导、两位叔叔王庚与王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一边是王敦与王庚叛乱，杀害忠良。王羲之贤嫂的父亲、伯父—忠臣周、周额就是被王敦杀死的。在王羲之成长的过程中，周额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羲之13岁时，时任右长史的周额，将洛京名菜“牛心炙”，最先敬给王羲之，从此王羲之名扬天下。而王庚秉承王敦旨意杀死忠臣司马压。虽然“王庚为右军之师”，但王羲之却一直耻于提及叔父王庚。另一边是王彬不惧死亡的威胁，当面痛骂王敦“抗族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王导则“率宗族，每旦诣台待罪”，王羲之也应该是站在这生死边缘中的一员。每天或生或死的等待，无疑是人世间最漫长的煎熬。一边杀人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另一边受害者是自己敬重的恩人。这又怎么会让王羲之认为爱恨情仇是一样的呢?那种生与死无奈的被动选择，大概不会不震撼王羲之的心灵，也不会使他相信生与死是相同的吧!
“一生死”即“齐生死”是庄子的论调，庄子在老子辨证地看待事物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完全抹杀了物我、是非、贵贱、生死的界限！魏晋时期尚玄学，多言老庄，但在生死问题上，王羲之不赞同“一生死”的观点。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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