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谁深得人心？？

孙中山
在晚清，最出名的一对师徒，非康有为和梁启超莫属，两人亦师亦友，有爱有恨。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他们以笔为戈，北伐天下，欲以变法救中国；而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们的老乡、另一个广东人孙中山，却走了另外一条路：民主、共和、革命。
康有为是南海人，生于1858年；梁启超是新会人，小康有为15岁；而孙中山是香山人，小康有为8岁，长梁启超7岁。从地缘上说，新会县和香山县极近，临海而靠港澳，与南海县接近岭南腹地，两地与之较远；而从关系上而言，梁启超与康有为先结缘而后结怨，与孙中山则是先结怨而后结缘，而康有为对孙中山，则是不大瞧得上，两人始终兜兜转转。
三个人的纠结与恩怨，是那个时代中国浑然的底色，也是近代中国走向的标杆。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之家，却多次科举不第，他在传统的出人头地道路上，只好另寻他法。所以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西化近40年的香港后，他被彻底折服了，西方文明所赐予这个东方士大夫的惊叹，他要拿来回赠他的国家，同时要用这种新路子扬名立万。
其实，这种对传统的决绝和对西方的拥抱，其实正暗合中国与世界的时代大势。
所以18岁的举人梁启超初次见到监生康有为，一下被点醒了脑壳，说对方是“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受益匪浅，他曾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这时候的康梁，还俨然是传统中国的师徒父子，康有为说一，梁启超不敢二，而囿于经历、视野、眼光等所限，梁启超也说不出二来。
在立宪和保皇的道路上，康有为带着梁启超横冲直闯，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的总指挥下，梁启超白马银枪、锦旗猎猎，实在是康字旗下的不二人选，但是戊戌变法各自渡海逃命之后，游历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世界大势后，渐从保皇转向革命，有一段他与革命党来往密切，甚至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组党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
梁启超甚至召集师兄弟，一起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知道梁启超倾向革命之后，严词斥责，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答应改正，但在心底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1917年7月，康有为联同辫帅张勋，利用府院之争的罅隙，请溥仪重新登基。
那边老师张勋复辟，这边梁启超马上随段祺瑞誓师马厂，他不仅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在通电拟好后，有人担心他破坏师生情，但梁启超却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曾经身为同一阵营和战壕的康梁，此时俨然是敌我对阵，水火不容。
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骂他为“梁贼启超”，其诗有两句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将弟子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可见其恼怒攻心。
师门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斡旋，康梁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5年后，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未来，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他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康圣人之喜：
述先辈之立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不惜与乃师决裂。
从一唱一和到貌合神离，从师徒父子到政坛大敌，康梁渐行渐远，何以？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梁启超曾说，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与梁启超的善变比起来，康有为确实是以不变行天下，甚至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
但总的来说，梁启超对康有为，既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情感，又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士子情结，所以他对亦师亦友的康有为，始终不能理出一种清晰的关系，爱而不能全无保留地爱，恨也不能全无保留地恨。同样的，梁启超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俩虽然私交甚密，甚至一度还有夜奔敌营的念头，然而一谈政事，则仍俨然敌我。
革命派与立宪派你来我往，革命派有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等轮番上阵，而立宪派始终唯梁启超一人，有吕布战三英之勇。梁启超通过与革命派的论战，虽然启发了民智，却也使得梁启超与孙中山原本就微妙的关系，压上了最后一捆使之崩塌的稻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次日梁启超发表谈话，称孙中山有三大优点，不过话锋一转，他又说“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孙中山本来目的没有实现便死去，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中山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这一评价，令梁启超去吊唁时守门人甚至不让他进，后来协调很久才进门。梁启超问及孙病逝情形，当听到汪精卫说其逝前断断续续以英语、粤语及普通话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梁启超又感叹：“此足抵一部著作，并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
1903年孙中山与梁启超断交以来，两人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而8年后，武昌起义搅得中国地覆天翻，在世界大势面前，梁启超与孙中山终于摈弃门户之见，前缘再续。百转千回之后，他们又走到同一个战壕里，过去的恩怨都烟消云散，梁启超还著文盛赞辛亥之役。
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梁启超是改良保皇，而孙中山是民主革命，梁侧重于思想启蒙、合法斗争、启迪民智，以国会和宪法限皇权而争民权，而侧重于组织暗杀和起义，以武力重造天下。梁启超虽然最终认同了孙中山的路子，但是乃师康有为，却一生不待见孙中山。
早年的时候，康有为名声大振，孙中山一度想拜见联络，但康有为却是好为人师，放言要孙中山备帖子来见，以平等为念的孙中山当然觉得康为人太过狂妄，于此势成水火。
戊戌政变后，孙中山自认他和康有为皆是流亡客，“同是为国是而失败的人”，想见面致意，但康有为却依然以帝师自任，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托故不见。这自然是托辞，在他心底深处，仍然觉得自己是整合天下大势的人，自负到沦落天涯而不自醒。
对于弟子梁启超一度与革命党走得近，康有为更是对梁破口大骂，但梁启超对康有为，却是“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对天下大势和人心好恶他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识见，总不能为尊其师而开罪天下、自毁声誉吧？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几十年的恩怨，或许不妨检视一下他们的老家。
南海于广东，可谓县大于省，南海比广东要早出现一千多年，一直为南天之下的中心，历史上，中原文化飘零南下后先在此落地，从这里再扩散到省内以及华南各地，可以说南海塑造了广州，酿就了岭南文化，这里是南中国的精神核心，也是中原文化的第二个故乡。
新会东靠香山，扼粤西南之咽喉，据珠三角之要冲，是岭南三大古州，岭南学派之外有岭南琴派，文物极盛，进士举人一里三贤，这里既古又新，文风极盛，广东民间说“东莞拳头新会笔头”，这笔头便造就了梁启超，同时此地河网密布，人人又有一种水的性格。
香山县今称中山市，位于珠江出海口，澳门当年也一度由其管辖，由于县内的五桂山多产奇异花卉，香溢数十里，故名香山，鸦片战争时这里曾为战场，战后朝廷大开国门，这里开始有人出国留学，孙中山就在其中，此外还有唐绍仪、杨仙逸、容闳、苏曼殊等人。
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有同省之谊，却有异代之隔和别地之异，他们都有着中原客家文化的传统根底，也都有着岭南得风气之先的开明，然而又各自根植于自己的故乡、经历、聪慧和学养，要么先变法后保皇，要么既变法又共和，要么一心革命到底，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着一方水土、一方性格和一方风气，地气皆人气，他们的人生走向其实起源有自。
康有为的信仰路，由儒到佛道，再由佛道到西学，西学不通又归于佛道书法，虽然想当策士和帝师，然而却血气不足，刚气未成，故作矜持自重，实则优柔算计；而梁启超，从维新变法保皇而渐往民主革命靠，其行其为虽然多有失败，但却以启蒙知世，政论之外又杂以学术，用力极广，以学问而得人心；孙中山则是平民革命，一辈子都想以武力起家，却又始终缺兵少将，只好靠合纵连横和腾挪闪转间完成夙愿。
1912年，他们的恩与怨、合与分终于有了分晓，变法不行，保皇不行，复辟更不行，康有为的路子没走通，孙中山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几十年来，这三个最杰出的头脑，忽而好忽而斗，胡而合忽而分，公谊混杂着私情，像理不出头绪的麻线团，在救中国的路子上，他们不顾乡谊、师门、名望，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犹见人性崎岖。
广东，中国的大南方，历史上的楚天阔之地，浪漫主义的传统外，也有务实理性的民风。100多年来，它的三个子民策马扬鞭，以笔为枪，或以枪为笔，带着中国一路狂奔，他们身倚地理上的出海口，能寻找出一个时代的出海口，也不愧是那个时代的人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