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的中国文化

2025-03-27 04: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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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首先说「忠」。「忠」是儒家一个重要的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谈「忠」，也只说「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问题。当李世民以高颖、诸葛亮为榜样，开导群臣「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的时候，魏徵就对唐太宗诉说过「难当忠臣」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初唐「忠臣」的尴尬处境：
「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司马光在痛斥冯道时尝言：
「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井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臣僚的好教材。「义」是中国伦理最富于连结性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但「义」字究为何解，前人说法不一。西汉董仲舒从文字学角度说「以仁待人，以义治我」，唐代韩愈曾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却是「结义」，也就是「约为兄弟」。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美国人鲁尔曼（Prof. 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中专章论述了关羽，在谈到《三国志演义》时，也抓住「义」字发表意见说：
「若把这部小说与传统文人如苏洵、苏轼、李贽、钟惺、王夫之关于三国的史论相比较，历史编纂学与该小说的对比则更加明显。例如，关于『义』的问题，上述文人写的史论评判三国人物时，按其是否坚持或背离正义这一标准来衡量。在小说中，义的问题也经常出现，现代版本中几乎每隔五页就出现一次。然而，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小说作者对用绝对的义的标准来评判人物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对照性地探讨义的各种含意。要证实上述论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由义这个字组成的不同的合成词，如『大义』、『忠义』、『小义』等所形成的组词方式来找到证据。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演义』这一术语，从惯例上讲用于文章题目，意思是『意义的解释』；而出现在该小说的题目中则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穷尽道德准则的各种不同含义。」
清初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为「义绝」，也就是诠释「义」的活字典。他认为关公「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三国演义》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关羽添加了「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威镇荆州」、「大义归天」等系列情节，其实就是瞄着这几句话演绎的。而刘、关、张的「恩若兄弟」，「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直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相继殉义的「有难同当」，其中体现出生死与共的情谊。所以后儒为之杜撰出「桃园三结义」的情节，并在他们的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经世关怀，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在中华民族中发挥出持续、广泛的普世影响。
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忠义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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