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
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
《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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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
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
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乐府运动
--主张以新题作新诗咏时事,虽然也不讲究合乐,但从文学角度看,却体现了乐府精神和审美风格,应该说还是真正的乐府诗。特别是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提出了诗人对诗歌社会功能和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其实在此之前就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论语》中则有“兴观群怨”之说,其中“兴”,“怨”侧重于个体心灵感发的抒情功能,“观”,“群”侧重于群体审美时诗歌的教化功能。白居易显然较为看重后者,而他所极力推崇的杜诗更被推为诗史,特别是三吏三别体现出了非常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应该说新乐府运动体现一种较为积极的入世的创作态度。与此相反,倘一味强调抒发个人感受,沉迷于卿卿我我的往来唱和,追求辞藻,堆砌典故,恐失了诗歌的教化意义,沦为西昆 ,香奁之辈,可就贻笑大方了。
新乐府: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 809 ) ,李绅首先写了《 新题乐府 》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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