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唐太宗都是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的千古一帝，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笔者想通过汉武帝和唐太宗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治国才能的差异以及战争的结果及影响等方面来探究两人的不同之处，以期对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有启发性的思考。
一、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汉武帝统治时期，经过从高祖到文景之治近 70 年的发展，人口增加到 4000 多万，钱粮富足，物质基础雄厚。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大一统，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充分条件。而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不久继位，天下初定，政局不稳，百废待兴，人口不到 2000 万，内忧外患威胁着唐政权。相较而言，唐太宗面临的形势要严峻得多。
二、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和政策。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长期以来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华夏族实际上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而形成汉族的。可惜历代统治者很少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夷狄非我类，其心必异”，主张“分其部落，变其风俗”，强制民族同化，汉武帝在这方面也没有大的突破；而唐太宗认为：“自古帝王虽平中原，不能服戎狄”。在他看来，无论是边疆少数，还是汉民族，都是平等的。他反对采取民族同化政策，主张“实行德化，有教无类”。唐太宗认识到各民族互补互融有利于唐朝的进步和发展，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立足于在强大自己的基础上，各民族共同发展。这种指导思想，使他得以在更高层次上用“恩威并用、文武兼使”的手段来处理民族事务，出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盛世景象。不仅唐朝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深深震慑了边疆叛乱者，“以德以和”的政策更是感召了边疆各部族，纷纷投入唐的怀抱，出现了“四夷大小君长争谴使入献见，道路不绝”的盛况。无论是中原大地，还是唐都长安，各族人民通婚杂居，经商往来，“胡越一家，为从古所未有”。唐太宗也曾就自己和汉武帝作过评价：“汉武帝穷兵三十年，疲惫中国，所获无几，岂如馁之以德，使穷乏之地尽为编户乎”。这既是对历史的借鉴，也是对二人客观的评价。
三、民族战争指导思想。汉武帝的指导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削弱、打垮匈奴，一味简单地采取军事手段，以掳取人头数目作为评定将士功爵的标准，引起了大规模的仇杀，导致了汉族和匈奴两大民族长期血战的格局。唐太宗的指导思想则是强大自己，从而以战致和，再求促进统一和民族融合。在战争中，重点打击敢于侵扰反叛的敌酋，力戒杀伐过多，注意安抚部众，赢得民心。唐太宗即位不过数年，就大败东突厥等部，在他统治时期“北荒悉平”。
四、治国才能的比较。汉武帝自幼接受传统文化和帝王之术的教育，长期养尊处优，唯我独尊，穷奢极欲。尤其在后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民怨沸腾。他生性多疑，尽管能任用贤才，但总以“唯亲”为前提。他提拔的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均是外戚，这大大地限制了人才的发挥和使用。唐太宗的先辈世代与鲜卑联姻，对民族融合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隋亡唐兴的变迁使他深刻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能克己纳谏，虚怀若谷。他主张“唯贤是与”，因而战有良将，和有谋臣，能牢牢掌握民族战争的主动权。总之唐太宗识民心、重纳谏、广揽人才的胸怀和气度是汉武帝无法比拟的。
五、战争结果及影响。汉匈战争从根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持久的和平，实现了军事上的大一统，也使汉朝元气大伤，导致国内人口损失近千万，民生凋敝，“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变成了满目疮痍。而唐太宗通过对边疆民族政权的和战，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形成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大统一，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创造出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封建社会无可比拟的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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