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方言的形成

云南汉族方言形成与云南汉族的移民史相联系。元以前汉语以与少数民族语言融合为主，其口语基本丧失了交际功能；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大增、汉语地位始上升，汉语官话于明中叶始演变为云南方言。云南方言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为基础形成的。清代后，则湖广、四川等地的西南官话对云南方言产生了很大影响。
云南自古是西南土著各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汉族人民来自内地。所以，要研究云南方言的历史必须同云南汉族移民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
据历史文献记载，最先进入云南的内地人民是战国末期庄及其所带领的队伍。他们在滇池地区建立了“滇”国。但是“变服，从其俗”（《史记·西南夷列传》），与土著部落相融合了。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开发西南边疆，“以兵临滇”，并在“滇”国管辖的地方设置了益州郡，从此内地的汉族人民，主要是戊边军人和屯田农民，陆续进入云南。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在滇西地区设置了永昌郡，汉族移民进一步深入到滇西。
两汉以后，历代有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然而，元代以前的汉族移民也都象战国时期的楚人那样，“变服，从其俗”，先后与土著各族相融合了。云南地方史专家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汉族移民的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在元之前，汉族人口迁徙至云南者，历代有之。惟数量比原住各族人户只是少数，汉族移民与原住各族人民错杂而居，共同劳动生产，久之汉人融合于各族；虽汉人之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各族社会，然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之人们共同体。”（注：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第一版，下册第1132页。）
汉语是汉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汉族移民与土著各族相融合，汉语就在云南逐渐失去了口头交际的作用。在历史文献中可以偶尔看到一点有关夷汉语言互相影响的记载，如晋人常璩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注：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移民中的学者在言谈中尚且“半引夷经”，那么一般的汉族移民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又据《通典》记载，滇西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稍恶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以十二月为岁首。”（注：《通典》卷一八七。）
这些汉族人后代显然已经与土著相融合了，他们所说的话：“虽稍恶舛，大略与中夏同”，可见汉族移民的语言由于受土著语言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变化。
同样，土著语言也受汉语的影响。唐人樊绰说：
“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注：樊绰：《云南志》。）
白蛮、蒙舍蛮都是洱海地区的土著部落，唐人说白蛮音最正，那就是说白蛮的语言与汉语最为接近。虽然口头形式的汉语逐渐丧失了交际作用，但是，汉字和书面汉语仍在云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大小cuàn碑等都是用地道的书面汉语写成的。有的民族还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过文字，如业已失传的白文。土著各族十分重视汉文化，如南诏时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到成都等地学习儒学，大理段氏在与内地通商时也十分注意采购汉文书籍，由此可见一斑。
元代以前的情况如此，元代以后又如何？
元代进入云南的移民既有蒙古人、色目人等，也有汉人。他们直到明初都还能保持各自的族属。省城昆明及其它地方办学都到“荆、益、关、陕”等地去聘请教师，学校就成了传播汉语的场所。但是总的来说，元代进入云南的汉人还不太多。明代大批汉族移民迁入云南，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于是汉族人口剧增，并逐渐上升至首位，汉语通行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在明初的汉族移民中，军人及其家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按明代兵制，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卫所制既是军事机构，也是屯田组织。军人戍边要带家属，甚至其后代也要隶军籍。因此，军人及其家属就构成了一只庞大的移民大军。他们主要分布在卫所周围。汉族移民把内地的生产技术带进云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卫所驻地逐渐发展成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镇，这些城镇既是政治、军事的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对汉语的传播以及云南方言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