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甫从美国回来，就不断地推行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时人把“实验主义”叫作“实用主义”，因此多招误解，其实胡适自己说得非常明白：实验主义乃是一种“特殊哲学”，它包括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亦即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必先就历史阐述其“必然性”，然后再以实验方法证实其“可行性”。明白这一层，才可以明白胡适问学从政的态度。所以除了学问之外，胡适还做官从政，做大学校长，担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国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差点还去参选总统，蒋介石也表示愿意做他的行政院长……这是近代学人中任何—个人者环曾有过的经历。
余英时特别指出，胡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枢纽性人物，有两个关键因素：他有长期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备，并基于此有异常丰富的尝试。他作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小说考证以及科学方法，都是为了给中国学术开出新的机运。
在胡适的眼中，近2500年来的中国文学，最缺乏以及最不发达的就是“传记文学”。究其原因，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他这样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胡适不断地劝他的朋友们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因为他相信，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所以在1953年1月12日的讲演中，他讲了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受：“近代新医学的创始人巴斯德（Pastur）的传记，是由他的女婿写的，也是一部最动人的传记。巴斯德是15世纪中法国的化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就在微菌的发现……这一科学家的传记，使我这个外行人一直看到夜里三四点钟，使我掉下来的眼泪润湿了书页。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胡适还另外有一个思路，就是他主张通过传记来宣扬崇拜英雄的风气。胡适特意提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被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胡适一定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传世的人，所以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而他的日记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像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但在我看来，写日记是一个好的习惯，他那么多的著述，我只买了《胡适文存》，却买了全套的胡适日记，我觉得这比他的一些学术成就还要重要，因为他的日记很细致地记录了平时的思考，其中含有很多细节。他平时搜集的很多数据也会时时记入日记，并且加上自己的分析。在他的日记中。不大容易看到情感的起伏，而无不是他的志业所在。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需要哪些知识和行动，需要如何培养、训练，各种细节，需要的经费……在抗日期间，他甚至记下了日军军备的很多方面，例如日本军舰上火炮的口径……
从新文学的角度说，胡适有许多的倡导，比如在人名或地名的边上加一道黑杠。有一回他给章太炎写信，在章太炎名字的边上加了杠子，太炎很是生气，认为胡适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名字边上加杠子，可当他看到胡适的名字边上也有杠子时，心中才有些平和，说：原来他的名字也加了杠子。关于这一点，张爱玲还有回忆：“讲到加杠子，二三十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胡适无疑是20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唐德刚给他做过一个统计，说他差点就是体育中的“十项全能”，只差一项而已。这九个项目是：1.哲学思想，2.政治思想，3.历史观点，4.文学思想，5.哲学史观点，6.文学史观点，7.考据学，8.红学的艺术性，9.红学的人民性。
不管对胡适的评价高低如何，都不能不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有一些敬佩不由得不生出来。张爱玲在一次与胡适的相别时，这样写道：“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这段形容，真好！张爱玲还说，当她去看胡适的时候，她的一个叫炎樱的朋友认为胡适并没有林语堂有名。于是张爱玲感慨：“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这话倒是有远见的。
我读近代学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读胡适的时候，心里却清明平易，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风，而且可以从字面纸背看出他的为人。人们通常将他叫作“胡大哥”，仅此称呼就见他的平易近人，比如他对徐志摩等人的照顾，完全是大哥风度。有一次，《国文天地》的记者去访问胡适，张口就说：“大哥大”胡！您好！胡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罗勿助”，怎么叫我大哥大?记者说：您不是胡博士吗?胡说：是啊！我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记者说：胡博士的英文DoctorHu，其音译岂不正是“大哥大胡”吗？胡说：正是！记者说：那么我称您“大哥大胡”，岂不名正而言顺。胡适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礼，失礼。原是彼此对“大哥大”这一语义的理解不同，方生如此误会。
胡适的一生，到临死前都温文尔雅、春风化雨，并不因人身份高低而态度不同。20世纪50年代，经常替他拉洋车的车夫都说，没有见过如此态度平易近人的学者。
但也有例外，鲁迅从认识胡适起，就对胡适怀有戒心。他认为在办《新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说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胡适则像个关着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总让人生疑——所有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夸胡适，为什么鲁迅要这么说，却是奇怪。
反过头来，胡适对鲁迅却是赞誉有加。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对鲁迅早期的杂文表示过极大的赞赏之情。比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写过“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看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也不禁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构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所以那样看胡适，原因大概是因为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能算是不同意见，并非至于结仇。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徐志摩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适作为各方的好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地劝双方停止打此无意义笔仗，此信一出，周氏兄弟从此与胡适绝交，鲁迅再也不和胡适来往了。倒是温和一些的周作人在1929年主动与胡适和好。胡适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写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是不能与胡适和好的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就不时在文章中挖苦胡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见溥仪，是在1922年5月。溥仪宫里刚安电话，他就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所写《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这样写道：“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
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但是溥仪与胡适的相见，却惹起了纷纷的议论，有人说“胡适要做帝师”，胡适不得不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盘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几年后，这件事情又被鲁迅翻起。其实更有甚者，是鲁迅在以一条不实的新闻报道，说胡适为日本侵略者献策。鲁迅在《伪自由书》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但胡适对鲁迅却不以牙还牙。1936年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骂鲁迅，胡适在回信中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这不是因为胡适不知道鲁迅骂过他，他只是不做回应罢了。鲁迅死前说：“—个也不宽恕。”如果有来世，他会宽恕胡适吗？
倒是周作人对胡适有许多的感念。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身处困境的周作人写了一篇回忆名为《回忆胡适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对胡适一句好话没讲，只是细数胡适帮助他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其中他特别提到第三回出版《希腊拟曲》一事：“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未了说道：‘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
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到了文末，周作人特别说起：“《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别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走笔到此，我不禁搁笔远思凝想了小半天。
胡适一生温和，信奉自由主义，强调宽容，这样的态度，在朋友间可以传为美谈，也可以让我辈后人追想不已，但他对中国的政治显然认识不清。只要我们看一段话就清楚了。他说：1919年北大辞退陈独秀，是他最痛心的事，因为陈的离开，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左倾；而《新青年》的分化，则使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陈独秀仍在北大，受胡适和陶孟和影响，就不至于十分左倾。这种话不管对错，让我们看到的却是胡适的心灵。还有，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胡适，同行的有陈寅恪。胡适到南京后又说动政府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他学界的那些朋友，飞机返回，机舱门打开，只有几个人走下来，胡适不由得痛哭失声——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8年，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已是新旧世界之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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