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主要发生在科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内,所以辉格式的历史主要是指辉格式科学史。从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看,如果不考虑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学史著作,大致可以说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了早期的科学史(严格地讲只是学科史)著作。与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相伴,这个时期的科学史著作反映了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把科学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当然,此时从事科学史工作的多为科学家,科学史这门学科尚不成熟。到20世纪初时,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学科史到综合性科学史(通史)的转变,有了少数职业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自身的价值标准也开始确立。然而,当时科学史界对科学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批评的辉格式的的观点。例如,科学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萨顿,就曾在他的几部著作中,以定义、定理和推论的形式反复地强调他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如此的那些东西。
定理:这些实证的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
推论: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任何其它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
正因为如此,萨顿在他的科学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炼金术、占星术和自然巫术当作伪科学而不予考虑,他还把盖伦的生理学理论斥为空想和荒唐,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它们。这些作法当然是与萨顿本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实际上,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初期,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应地,在科学史研究中,辉格式的倾向也相当极端,相当普遍。
大约从50年代起,情况逐渐有了改变。在专业科学史学家当中,极端的辉格式研究倾向开始消失。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怀耳德(C.B.Wilde)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历史学家已经表明一种研究法的优越性,即从各个方面努力重组以前的思想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以事后认识到的好处作为标准去评判过去;第二,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衰落,致使那种认为科学知识的现状在任何绝对的、认识论的意义上,都比早期的知识形式更优越的信仰难以维持下去了;第三,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现代科学家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许多观念,在早期的科学发展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式历史研究法的批评,无疑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外来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中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出现,是科学史界接受反辉格观点的内在基础。正如怀耳德在第一条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科瓦雷有关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据过去时代本身具有的术语去解释过去的典范。这种研究传统尤其在美国科学史界影响巨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辉格式的。 后来,象医学史家佩格耳(Q.Pagel)1967年在他研究哈维的生物学思想的著作中,则更清楚地指出:
……对于历史学家,就是要颠倒进行科学选择的方法,并要在原来的与境(context)中重新叙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这样,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这两套思想的表现,将不是通过简单的并列或彼此无关的表述,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它们相互支持,相互确证。
此外,60年代初以后,象科学史家耶茨(D.F.Yates)对科学革命和炼金术关系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对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表现。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1968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表明了西方科学史界对这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普遍接受:
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
在西方,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巩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在称呼他们认为过了时的科学史著作时,喜欢用的最粗鲁的词汇之一,就是说那些著作是“辉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