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中“形合”和“意合”是什么意思？

1、形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

2、意合：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semantic connection）”。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它们在发音、构词法、句法、修辞形式以及谋篇布局方面都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两者之间虽不乏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Eugene A. Nida说过，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之分了。

扩展资料：

形合、意合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介绍：

1、印欧语言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有人称之为线性的语言，其句法以主谓结构为中轴线；如果有宾语或补语成分，可在主线上延伸；定语及状语成分则以枝桠的形式构成分支线，并通过关联词与主轴线相接。

2、树状结构由于主谓结构形成了对“全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提挈性结构主轴”,因而各支的脉路都一目了然，枝枝桠桠都必有归宿。如果把句的结构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句与句、段落与段落之间彼此关联、相得益彰，构成了密密挨挨的树林。

3、重形合的印欧语言是一种非常强调外在逻辑形式的文字，从句法到篇章都强调演绎和推理。有了逻辑的语言就有逻辑的思维，有了逻辑的思维反过来也会有更为逻辑的语言。

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Fowler把汉语描述成流水型环性的语言：“犹如海浪向前推进，浪峰浪谷似分似和，彼此相象，又各不相同；隐含着某些规律，但却过于复杂，难以分析或表述；这些规律规范着波浪与波浪、波浪与大海、词组与词组、词组与语段之间的各种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形合

百度百科-意合

形合、意合与翻译

万江波

提要: 形合和意合是英汉语言之间的重要区别特征,汉语以意驭形,而英语则以形制意。由于语言与思维模式之间相互制约,西方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要求语言倚赖于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而汉民族重内省和体悟,不重逻辑,因而语言简约、意义模糊。一般来说,在译英为中时应以表“意”为核心进行遣词造句;译中为英时应先确定适当的“主谓”主线,再梳理脉络。

关键词: 形合;意合;思维模式

1. 形合和意合的概念

众所周知,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它们在发音、构词法、句法、修辞形式以及谋篇布局方面都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两者之间虽不乏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Eugene A. Nida说过，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之分了（1982）。

“形合”和“意合”是已故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译。形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意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semantic connection）”（方梦之，2004）。印欧语言重形合，语句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用适当的连接词语或各种语言连接手段，以表示其结构关系。汉语重意合，句中各成分之间或句子之间的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贯通，少用连接语，所以句法结构形式短小精悍。

例如：The boy had his breakfast and went off to school.(男孩吃过早饭上学去了。)这里英文中“his”跟“The boy”前后照应、相互攀连，“and”将两个承接的动作衔接起来,是英文形合的手段。如果翻译时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形合语言,译文会显得冗余累赘和拘谨(“男孩吃过他的早餐,然后上学去了”) ,而汉语里“吃过早饭上学去”两个连贯的动作显得很紧凑。

再如雪莱在《西风颂》中的名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里英文中的“If”就表现了从句与主句之间“假设-判断”关系，而汉语译文则没有采用任何连接词语，并不显得突兀，反而更觉一气呵成、余音绕梁。

简言之,“形”是英文行文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汉语的句子铺排则以“意”为核心。

2．形合、意合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孙家晋曾说过，“西文像树上分出枝桠，中文如铜钿串在一起。”1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印欧语言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有人称之为线性的语言，其句法以主谓结构为中轴线；如果有宾语或补语成分，可在主线上延伸；定语及状语成分则以枝桠的形式构成分支线，并通过关联词与主轴线相接。这种树状结构由于主谓结构形成了对“全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提挈性结构主轴”（刘宓庆，1990）,因而各支的脉路都一目了然，枝枝桠桠都必有归宿。如果把句的结构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句与句、段落与段落之间彼此关联、相得益彰，构成了密密挨挨的树林。

由此可见重形合的印欧语言是一种非常强调外在逻辑形式的文字，从句法到篇章都强调演绎和推理。有了逻辑的语言就有逻辑的思维，有了逻辑的思维反过来也会有更为逻辑的语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要素——概念、判断和推理，总结了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归纳法和演绎法，并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亚里士多德相信，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加以严格地叙述都是三段论式的。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的研究都证实了它们是以“三段论”为基础而衍伸出来的各种领域学科，而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思维传统注重分析和实证，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因而强调天人对立，区分自我与外物。

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Fowler把汉语描述成流水型环性的语言：“犹如海浪向前推进，浪峰浪谷似分似和，彼此相象，又各不相同；隐含着某些规律，但却过于复杂，难以分析或表述；这些规律规范着波浪与波浪、波浪与大海、词组与词组、词组与语段之间的各种关系”（转引自连淑能，1993:45）。汉语句子以主题为统率进行铺排，“话题-说明”（topic-comment）的结构灵活、形式多样、组合自由,无主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分句与分句之间、句与句之间少见逻辑关系词。而这种缺乏逻辑论证的句式往往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实际中的辨证关系，如“否极泰来”、“天不变、道亦不变”,逻辑关联词的缺失允许更多可能的理解（既可以是“假设－判断”又可以是“推理－判断”），因而可以表示更为广延的逻辑关系,造成了语意模糊。

由于汉语中缺少逻辑关系表征词，缺乏时态、人称等形态变化，也没有特别显性的词类特征（而英语中有-ness, -ly, en-等词缀可以提供语义信息）,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往往只能凭借语境及语感来完成。故而中国的传统思维重亲身实践和体悟，轻实证和理论分析。儒、道、佛三家都注重藉灵感和直觉体悟宇宙本体、感悟人生，力求达到“天人合一”,同时多以简约的话语概括思想，往往一语中的,不同于西方一脉相承的、繁复严谨的推演理论体系。孔子提出“内省不疚”,重视以直观的自然知识证明道德规范。《易经》的精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阴阳依存,统一为道,即太极。老庄继承了这种观点,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概述。佛家修行，不在乎长篇累牍地诵经与说教，而强调静思顿悟。“枯木龙吟”、“三冬阳气盛，六月降霜时”、“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些貌似不合逻辑、言简意赅的言语深藏对世界的大彻大悟。同样，中国画不追求精确写实地描绘世界、而重在写意，认为真正的艺术之美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画的主题也往往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和统一，强调人与天的趋一性。而中国的诗歌则更是追求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所谓“感时花渐泪,恨别鸟惊心”,人和自然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直觉思维对中国的美学、医学、建筑等也都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远的不说，我国的近现代翻译理论思想的沿革就可以极为精辟地概括为三个阶段：“信、达、雅”→“神似”→“化境”，在这些高度提炼“感悟式”的翻译精髓思想面前,再多的论证都嫌多余。

总而言之，西方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客观上要求在表述逻辑关系时必须倚赖于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脉络清晰,因而印欧语言具有形合的特征。而汉民族重内省和体悟,不重逻辑,因而语言简约、意义模糊,因而汉语表现出意合的特征。

3. 形合、意合与翻译操作

以上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概述了形合与意合的语言背景,了解这些背景对汉英翻译的操作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关照汉英的语言差异,翻出自然流畅的译文来。

比如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一开首是这样三句:

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

朱纯深先生译为:

A miserable cicada is thrilling in the cold,

Over the wayside pavilion’s darkening form

Emerging from the wash of a sudden storm.

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原文描绘了一幅画卷当中三个不同侧面，交代了时间、季节和地点，勾画了凄切的寒蝉、长亭、晚景、初歇的骤雨等意象，但彼此之间到底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和空间关系读者并不确定，我们甚至连画卷所着眼的主角是词人、词人的友人、还是“寒蝉”都很难判断，原词语意非常模糊。然而要翻译为英文的话却无论如何也模糊不出来，译者必须选择一个明确的着眼点，将各意象合理地编织在一起，构成自相完整而紧凑的句式。为此，译者不得不放弃原文所可能允许的其他各种理解，遵照自己认为合适的理解让各个成分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这里，朱纯深先生特意撷取了单数名词“cicada”为焦点意象，使之成为引发情景交融的一个触点，然后通过“Over”引出夜晚的长亭这一意象使之成为“A miserable cicada is thrilling in the cold”这一主谓结构的状语，又通过“Emerging from”这种句法手段使“Emerging from the wash of a sudden storm”成为“darkening form”的补足修饰语。

有趣的是,朱先生的初稿译文与定稿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A miserable cicada is heard in the cold,

Over the wayside pavilion’s darkening form,

After the wash of a sudden storm.

直到定稿时他才“开窍” 改成现在的译本（朱纯深，2003）。而这两稿里“Emerging from the wash of a sudden storm”与“After the wash of a sudden storm”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前者主要体现空间关系而后者体现了时间关系。可见相同的译者对同一首中国古诗也会有前后不同的理解，而这些细微变化是从意合的汉语转化为形合的英语所许可的，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理解对于中诗英译来说都可以接受。

以下将从几个翻译示例中分析形合、意合在翻译操作中的具体应用。

例（1）：

原文：近闻夫人健康如常，颇感欣慰。

译文：It is a supreme comfort to me when I am informed that you are as healthy as ever.

原文摘自《1988年5月邓颖超致宋美龄的信》，原文是无主句，逻辑关系暗含其中；而译文则充分考虑到英文形合的语言特点，首先选择了可以统率行文的“It is …”的主谓句法结构，然后辅以状语从句“when I am informed that you are as healthy as ever”解为“It is a supreme comfort to me”的前提，读来非常顺达晓畅。

例（2）：

原文：No, no, we are not satisfied, and we will not be satisfied until justice rolls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译文：不，不，我们没有满足，我们也不会满足，直到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

原文选自Martin Luther King的演讲稿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其中有两个“and”及一个“until”引导的结构使全句节奏紧凑，读来有气贯长虹、激情澎湃之势。但是如果将“and”译为“而且”之类的对应词就会破坏原文的气势，因而译文根据汉语意合的特点，对“and”不做对应词翻译，如此操作反而增加了译文的节奏感，更能再现原文的感染力。译文中的逗号有五处，而原文中只有三处，这种翻译操作与汉语的意合特点不无关系——由于汉语当中短句很多,更容易让读者体会原文的节奏感和内在的逻辑关系。

例（3）：

原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译文：It is not too late to mend the fold even after some sheep have been lost.

汉语句法靠意合，结构的凝聚主要靠语义的贯通。原文虽然没有逻辑关系连接语如“若”、“既然”，但原文的两个四字结构彼此呼应，暗含了前后分句之间的某种关系。翻译为英文时如果不关照这种关系，就会丧失掉成语典故本身的寓意，因此需用形合的手段尽可能地反映出原文分句之间可能的逻辑关系。首先确定以“It is not too late”作为主线的主谓关系，再通过“to mend the fold”引出真实主语，“even after”来组织时间状语从句，使英文更流畅自然、脉络清晰。

例（4）：

原文：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译文：There is an old village called Grantchester, and an orchard where you can lie under clustering fruit-trees, sipping tea, as flowers or fruit hang down into your teacup, and little sparrows come to your table to feed – truly a paradise on earth.

原文选自徐志摩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文章笔法细腻,风格清新,读来朗朗上口,颇感亲切。文中所描绘的图景仿佛一组拍摄康桥风光的镜头,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整句未用一个连接词语,分句的主语不断变化,却丝毫没有唐突之感。然而译为英文时必须把这些原文的“意”巧妙合理地编织在合乎英文句法的“形”之下,最重要的还是要确定一个作为主轴线的主谓结构。这里译文选用了“There is …”结构作为主线，“where you can lie under clustering fruit-trees”作为“an orchard”的定语从句，“as flowers or fruit hang down into your teacup, and little sparrows come to your table to feed”又作为“you can lie under clustering fruit-trees, sipping tea”的状语，用破折号引出“truly a paradise on earth”作为总结性的进一步描绘。译文充分利用了英文形合的特点，文字有很强的流动感，读来流畅且抒情，几近原文的风格。

例（5）

原文：那时舅舅抱着我，哄着我，我觉得很温暖。

译文：Sitting in my uncle’s lap, being humored all the way, I was feeling very good.

原句选自《侯宝林自传》第一篇“我可能是天津人”。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幼时离别天津老家来到北京的经历。原文句式短促，主语从“舅舅”进而转移到了“我”。这种主语的转移在中文是自然而然的，但在英文中如果短句也频繁更换主语就会使句子关系显得凌乱，造成表意困难。译者刘士聪先生翻译此句时颇费了一翻心思，他以英文的句法手段（这里,他用了两个分词结构做并列状语）把句子做了适当调整，由一个主语领衔，译得非常巧妙。

例（6）

原文：“Why, my dear, you must know, Mrs. Long says that Netherfield is taken by a young man of large fortune from the north of England; …”

译文1：“哦，亲爱的，你得知道，朗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阔少爷，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

译文2：“哦，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朗太太说内瑟菲尔德让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阔少爷租去了；…”

原文选自Jane Austen所著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的第一章，是班纳特夫人对丈夫说的话。译文1出自已故著名翻译家王科一先生手笔，王先生深得原作文笔俏皮、幽默、口语化的风格，翻译的时候并不拘泥于原文形合的结构，而是用汉语简短的、口语化的意合语言遣词造句，读来自然生动，Austen笔下班纳特夫人趋炎附势而又精明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译文2中“朗太太说内瑟菲尔德让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阔少爷租去了”无论如何读上去都不像夫妻之间的日常对白，就好比罗新璋先生所批评的“他搬来了两部梯子中比较高的一部”，翻译腔太重，是“方块字写的外国话”2。

综上所述，在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到汉英语言“意合”和“形合”的结构差异。在译英为中时，应先透彻分析原文的形合结构特点，在此基础上转化为流畅的、以“意”为主的语言。译中为英时，应先领悟原文的“意”，然后找到英文中合理的“主谓”主线，再将其余的结构恰当地铺排为分句或其他附属结构。这样做可以使译文自然晓畅，摒弃中不中、洋不洋的翻译腔，避免与原文的风格相扞格。

4．结语

形合和意合是英汉语言的基本区别，形合的语言模式反映了西方重形式逻辑、重实证的思维模式，意合的语言模式反映了汉民族重内省和体悟、表达简约、不重逻辑、意义模糊的思维模式。对形合和意合的把握有益于汉英互译的操作，译者应仔细揣摩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形”、“意”差异，既要忠于原作，又要兼顾读者，令译文取得同原文尽可能相近的效果。傅雷先生说得好，理想的外译中作品让读者感到作者仿佛在用中文写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意合的汉语句子都要译为形合的英文，反之亦然。究竟如何翻译才恰当关键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原文来决定。同时，汉语并非绝对意合，英文并非绝对形合。有时也有英语用意合，汉语用形合的情况，例如：“Grasp all, lose all.”（如果你样样都抓，就会一样也抓不到。）只不过是汉语以意合见长，英语以形合见长而已。

注释:

--------------------------------------------------------------------------------

1 见周克希著《译边草》（2001：P148）。

2 叶圣陶先生语，见周克希著《译边草》（2001：P157）。

参考书目：

Fowler, H.W. 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Neather Robert. Cambridge as I know It. 译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名作精译》（主编杨平）。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Nida, Eugene A. Translating Meaning. San Dimas,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冯庆华。《文体翻译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刘士聪。I May Have Come from Tianjin（译自侯宝林《我可能是天津人》）。《名作精译》（主编杨平）。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张思洁等。 “形合与意合的哲学思维反思”。《中国翻译》第4期。2001。

周克希。《译边草》。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朱纯深。Farewell – To the Tune of Yulinling（译自柳永《雨霖铃》）。《名作精译》（主编杨平）。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