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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儒家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各个时期统治者是怎样利用儒家的？

2025-03-27 19: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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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关于儒家文化的一孔之见一、先秦儒学属原创性文化，其思想逻辑是朴素、直观和不完整的。它很难与现代文化接轨。先秦儒学的思想逻辑也随着存在和意识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和深化。孔子建立的仁学体系，更多地从内心觉悟和体验层次去阐发。孟子除了继续于孔子层次去建树，也从政治的主导层次和社会效应，即内心修养与觉悟所依托的社会外在环境因素方面去思考。显然比孔子思想上了一个台阶。荀子似与孟子有观念冲突（性善与性恶），却比孟子出色的就是扩大对人的外在环境因素去思考道德问题，因而侧重于“礼”的理念研究。礼的范畴是儒家本份思想的重要范畴，是纲常伦理的道德性范畴，是人的角色规范性的范畴。同时在本体论方面，礼的范畴也是社会等级结构性和秩序性的范畴，是事物运动过程的条理性范畴。，是人与人联结的社会关系性范畴。从礼的逻辑去体现“仁”的思想展开的社会实在，这是荀子对孔孟思想的重要贡献。后儒所研究的理一分殊的哲学逻辑，是礼的理念逻辑展开，研究人的本质，即性命学原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也与礼的逻辑衔接而来。从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理学到荀子学生法的理念，汇流到儒家体系中，形成儒家的原创文化。二、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仅属一家，各家争鸣，相互影响。对儒家影响最大的，就是道家和后来的佛家。儒、道、佛三家却在研究宇宙人生问题。道家观念十分明确“道法自然”宇宙本源为无，无中而生有，却又归于无。人自身是自然物，等同于物化“庄周梦蝶”，所以，人来去归属自然，一切人为因素，包括政治法律，仁义礼知，情念欲求等。都会违背自然会招致自然惩罚的负面结果。道家思想显然是违反人的社会存在的逻辑，不过也弥补了儒家思想的一脉。《易传》成为儒学经典，理道，理气，道器，象数，大中，易礼等系列范畴一直是后儒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人在顺应自然规律而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如何进一步认识自然（知能）和享用自然（情欲），确定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以及道德主体的社会效益等问题上，先后产生“理在气先”，“道在器先”的宋明儒学和“理在气中，“道在器中”的明清儒学。佛家比道家高明的地方，它不谈论自然，而是关注人自身问题。从汉初的无为政治，汉武的有为政治，到汉武有为政治的失败，接踵而来的西汉东移，南北朝动乱，人欲横流，致人为争斗，贫富悬殊，豪强兼并，社会动荡不已。政治作孽和人自作孽的现象十分普遍和明显，这些都不是道家自然观所能解释的。人为因果，轮回报应的佛家观念，教化人们善根善终，七情六欲全去掉，心定方六根清净。佛家理念也不符合人的社会存在的逻辑，不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体系。但是，人为因果的理念融入儒家体系中，使后儒注重研究道德教化的社会效益。宋明道家所研究的社会效益就是整体的道德自觉，希图“曰利”的普及大众齐同于“曰义”的君子觉悟阶层，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符合人的社会存在的逻辑。明清实学坚持先儒道德调谐的主流大方向，视人的道德心态和人际的道德调谐，社会本体的健顺运作，发展社会物质效益的终极目标三者汇结到理道的逻辑原理里，这便是“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的理念逻辑。“消息者道也，劝天下之丰者和也，养衣食之源者义也，司财物之生者仁也”，“廉耻礼乐之情，为生物理财之本”其意蕴明了。三、批判和兼容道佛思想，复兴儒家文化，先后出现了宋明道学和明清实学。宋明道学和明清实学都在改变先秦儒学，但谁更能契合先儒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我想，在坚持先儒主流方向的前提下，能否将先儒思想的朦胧性转向清晰化，朴素性转向博大精深，直观思维阶段走向辨证思维阶段，未涉及的哲学问题提挈出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情欲问题一直是困扰不断和急待解释的社会问题，先儒倡导的推己及人的观念和礼义规范化原理，并无排斥情欲，而要人们按照本份去合情适欲，也因生产力落后而提倡节欲。这是符合当前的社会存在。然而，情欲可走两极，义利相合相离。先儒直觉思维无法涉足，深化必走向辨证。明清实学所论“于天理达人欲，于人欲见天理，只为仁恕之别”，“情有不可而必可，匡之以义以扶之”。“智愚之别，义利之分；义利之别，利害之分。”辨证思想昭著，积极人生观可见。宋明道学则从道德教化走向人性禁锢，它强调理道至上的道德原则。在政治主导层次推崇君权至上和等级森严。在形下层次则以“定命”的本份思想去抵达整体的自觉。“天命之谓理”，“存天理去人欲，显然，它和道释一样，都是不符合人的社会存在的逻辑。明清实学批判地兼容道佛文化，克服了宋明道学的偏极性，走向经世治用，完成了先儒文化的更高复归。儒家文化的更高复归可体现在两个方面： 1、先儒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经秦汉——宋明阶段后的彻底消失，皇权专制弊病百出，严重地阻滞了社会的发展，已为明清思想家敏锐洞察予于深刻批判。一是消失了先儒的民本思想“以我之私，为天下之功。”“变天下之公法为一人之私法”。二是调衡的君臣上下关系转为森严的等级关系，“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重，臣日益卑”。如此政治环境，必然造成“势尊必蔽”的现状。加剧于政治黑暗和社会黑暗的局面。三是帝王世袭制乃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直接成因，“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儒。儒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四是总结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提出“君相之权籍大——士庶之穷通生死——治乱循环之数亦大”的历史逻辑，明确地指出士庶之穷通生死，是推动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社会主流力量。无疑从历史哲学的思维高度，丰富和发展了先儒的民本思想。 2、先儒原创文化所具有的思维直觉性，朦胧性和不完整性，为明清思想家重新作时代性解释，转化为清晰性，辨证法和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天人关系，“音容为天，言事在人”，主客体的哲学涵义清晰和明确。先儒的“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明清思想家改变为“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具深刻化和丰富性。《易传》所述的象数范畴，非常含糊，而明清思想家思绪明朗：“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即象；“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即数。象数互生原理，与大中关系“大者，中之撰也：中者，大之实也。”及常变，《易》礼，理势等系列范畴联结而表明的社会实体运作的进化原理，产生继善成性的社会效果。.…..如果说明清实学是先儒原创文化的更高复归，进一步而言，明清思想比较接近现代思想，因而是研究古今，中西文化的契合点，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立基点。四、先儒原创文化有个更高复归阶段，为什么没有发生应有的文化效应，至今仍未为我们所认同，这确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一个社会能否健顺发展，一是有赖于上层建筑所主导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能否适应和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有赖于思想文化能否主导和引导社会意识文化走向健康和谐方面发展。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即有更高复归和启蒙（萧教授语）的双重意义，按照正常发展走向，专制王朝敲响丧钟，更新的社会制度年代出现，应该露出曙光。然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落后文化的满清皇朝对中国的统治，熄灭了更新时代的曙光。 1、帝制不仅顽固地持续下去，甚至愈益奴性化。以皇帝与大臣互相称呼来讲，明朝之前以君臣相称，清朝则以主子，奴才称谓。民族分为等级，一满二蒙三汉，作为先进文化，且走向启蒙，文化复归的汉族人，处在被统治和奴役的位置，可想而知，在落后的社会上层建筑所统治的社会制度下，焉能对社会有福音。 2、巩固满清统治，笼络汉人之心，满清统治者亦搞了四库全书等文化工作，但是他们不会让不利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流传。明清思想家不同程度备受压抑和走向逃亡，反专制的书籍也被列为禁书，有复归和启蒙双重意义的思想文化逐渐寂静了。五、满清专制的加剧，明清实学的寂静，走向复归和发展的儒家文化中道夭折了，它严重地阻滞了近代和现代的文化进程，也使传统文化成为文化建设的沉重包袱。孔孟程朱合一的儒家文化模式的认可和沿袭，西方文化的撞击，显示了传统文化的滞后，苍白和无所适从。五四以来，一代代中国学人在探讨古今，中西文化问题上，流向年青反传统，年老入故书堆的无止循环。直到如今，海内外新儒家希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道德文化一枝，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愿望良好，却难越过中国国情文化这一关。特别是经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对传统文化演变规律性过程的认真研究，鄙人认为，孔孟朱程合一的儒家模式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贻害无穷。比如，先儒提出的“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是研究人的综合素质的范畴，它不仅有道德意义，并有知能，情才素质在内。宋明道学以的“天命之谓理”去取代“天命之谓性，”“性即理”，使先儒具有丰富内涵的哲学命题，流入到凝固的本份思想和命定的角色规范原理方面，成为一道封建礼教的枷锁。明清思想家提出“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的命题，“天命之性其原”，表明人的综合素质所倚源的外界环境为客观条件，从而肯定环境造人，人的社会角色决定其综合素质的意蕴。但是，人的个性，自觉能动所具有的变化气质，包括对社会的洞察力，认知能力和进取能力等，都是“人能弘道”的积极因素，“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这与定命不易的“天命之谓理”观念分途而行，汇流到“气质之性其都”的内涵里。 “天命之谓性”与“天命之谓理” 两命题逻辑相违。社会发展，也应该是人性逐渐开启和发展的历史。原创文化的人性本份思想向禁锢人性方面走入一步就是谬误。“天命之谓性”与“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两命题有着直观思维走向辨证思维的逻辑衔接关系。孔孟程朱合一的模式错位，孔孟明清实学合一的模式符合儒家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演绎。然而，明清实学的寂静，致孔孟程朱合一的模式沿袭至今。这是传统文化的极大不幸，也导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解。经过文革磨难的一代人，深切感受到宋明道学的文化弊症及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深切感受到明清实学对建设现代文化体系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将寂静的明清思想文化重新恢复，恢复到先儒原创文化更高的位置上，成为古今，中西文化合流，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立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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