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中国》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图史，由中国杰出的犹太研究权威潘光教授编著。全书逐次介绍了有近千年历史、如今仅存几个被同化的后裔的开封犹太社团，自19世纪中叶定居香港和上海的几百名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商人，来自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众多犹太移民（其人数在20世纪初一度达数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而来到当时唯一避难地上海的几万犹太难民。
存在时间最长、但最早消失的是仅存几名后裔的开封犹太社团。它最终被同化，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中从未出现过反犹主义。后来，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也从未把犹太人与其他外国人区别对待。定居中国的犹太人中，大多数不享有治外法权或其他对中国人不友好的殖民特权，因而被视为不占统治地位的外国人。想获利的人不会去讨好他们，爱国的革命者也无需去打倒他们。
不过，那时犹太人的生活圈子距一般中国人还是比较远的。他们生活在租界的小天地中，又自成一个群体。除了商业和音乐以外，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不多。中国的音乐界对阿龙·阿夫夏洛莫夫留有美好的印象。他生于俄国，定居中国，积极宣扬并在自已的作品中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歌，还努力敦促中国现代作曲家也要注意传统音乐。除他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从希特勒魔爪下避难来沪的犹太指挥家、音乐教授和演奏家，也在上海的音乐教育中留下了他们的影响。
上个世纪在中国形成的欧洲犹太人社团没有一个能永远存在下去。这些欧洲犹太人大多作为难民来华，在他们眼里，自已仅仅是“坐在行李箱上”的过客，但实际上许多人在中国度过了一两代人的时光。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友情，许多人都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如今，他们中有这么多人从定居的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来到新中国探访寻根，正是这种中国情结的反映。
由于上述“临时”意识，在中国犹太社团中出生成长的人当中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不多，而其他地方的犹太学者在汉学领域却相当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却对犹太文化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鲁迅等人翻译了（经常是从俄语和英语）意第绪作家沙拉姆·阿雷彻姆和佩雷斯等人的作品。而把中国作品译成犹太语言则是在几十年后：在以色列被译成希伯来文。
从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可说是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犹太人，其次是作为科学楷模与象征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在20世纪20年代到过中国，在上海作过短暂停留。马克思则从未到过中国，但也相当重视中国的发展。他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文章，评论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示对中国在世界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充满信心。
本书内容广泛，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有关犹太政治的图片让人觉得锡安主义一直是主导性的思潮，而其中修正派又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在战前的中国犹太人中，还存在着许多思潮，对此可在再版时加以充实。
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介绍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及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积极地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犹太人。这些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并肩作战的男女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反法西斯主义者。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场斗争吸引了许多在希特勒主义猖獗之时遭受反动逆流迫害而又坚决与这股逆流作斗争的犹太人。
书中提到但没单列成章介绍的有汉斯·希伯（生于波兰），他是德国共产党员、记者，在华北敌后随一支八路军部队行进时，遭日寇突袭而牺牲，死时还紧握着枪；还有奥地利犹太难民罗生特医生，他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中的一位将军。另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兼作家弗里兹·杰森没有被提到。1955年国民党特务炸毁了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及记者搭乘的飞机，同在机上的杰森牺牲，他的名字被刻在北京革命烈士墓地的纪念碑上。
还有一些书中没有提及的人我也想说一下。一批曾参加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中的医生后来也来到了中国，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他们总共约20多人，都来自中欧和东欧，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包括领队斯坦尼斯拉夫·弗莱托医生（来自波兰，后成为波兰驻新中国的外交官），副领队简托·凯奈第医生（保加利亚的塞法迪犹太人，现仍居保加利亚）。其他值得一提的人有：汉斯·希伯的遗孀格图德·罗森伯格，她是宋庆龄的朋友和同事；曼亚·雷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新华社工作时备受尊敬。
在今日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有11位外国出生的中国公民，其中有五位犹太人，两人来自奥地利，一人来自德国，一人来自波兰，一人来自美国。还需提一下已去世的政协委员，来自德国的汉斯·米勒医生，他曾在华北解放区医疗战线工作多年，后又在新中国的医疗战线辛勤服务。本书对此也已提及。
显然，本书并非最后一版，由于中犹友谊的故事一直会继续下去，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记录和书写。
爱泼斯坦
2001年5月31日
（爱泼斯坦，犹太裔中国公民，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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