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为阅读古籍及古代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辞源》“坐怀不乱”解释：“传说，春秋时鲁国柳下惠夜宿郭门，遇到一个没有住处的女子，怕她受冻，抱住她，用衣裹住，坐了一夜，没有发生非礼行为。见《荀子·大略》。后借以形容男女相处而不发生不正常的关系。”[1]
这一表述如果从遣词造句来看，与《荀子·大略》相去较远。目前流行的看法是来自元人胡炳文（1250～1333）的《纯正蒙求》，其书卷上《夫妇之伦》“鲁人闭门，颜叔秉烛”句下自注，有云：“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郭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鲁有独处室者，邻有嫠妇。夜暴风雨，室坏，趋而托之。”[2]其后，元明之际陶宗仪（1329～?1421）的《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妾》因袭这一表述：“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 ——由此，怀疑论者提出，“坐怀不乱”是“到了1000多年后的元代，才有了故事细节”。
然而，这一表述是不是“坐怀不乱”作为成语典故的最早出处呢？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妪不逮门之女”，明显的特征是经历了一个“形象重塑”的历程。这个过程发端于对两性关系的想象，具体地说，是对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之际两性关系的想象。勿庸置疑，在这种想象中，柳下惠应该是一个道德自制力非常强的“贞男”。有了汉代以来的形象重塑作为基础，柳下惠坐怀不乱也更多地进入类书或具有类书性质的蒙学、劝世读物、文人笔记等，“坐怀不乱”得到了情节细化，有了完整的表述，作为一个具有教化功能的“典故”开始定型。这一过程至迟发生在唐代初期，我们可以从古代类书中探其踪迹。
在传统类书的表达中，柳下惠坐怀不乱的相关记述较少，如唐代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等，涉及柳下惠的记载，均与坐怀不乱关系不大。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卷六百六十一《奉使部·守节》、卷七百六十九《总录部·自述》、卷八百三十《总录部·论议第二》的引述与之相关，卷七百八十一《总录部·节操》对《诗·小雅·巷伯篇》毛亨传鲁男子的文字有完整的转录。
但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统表达与后世相比，从语言措词和情节描绘，都有明显的差别，不能确定为坐怀不乱作为典故开始定型的出处。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借助新资料的发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黑水城类书文献《类林》、敦煌类书文献《语对》，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最终使这一问题获得定谳。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西夏时代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类林》，是沙俄军队上校、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P•K•Kozlov）率领的探险队于1909年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发现的，其汉文原本是唐代于立政（627～679）编撰的一部私家类书，今人王三庆认为成于唐显庆元年至乾封元年间（656～666）。
《类林》作为最古老的一派类书，近一个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多种抄本，如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伯二六三五号残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敦煌九七零、六一一六号残卷；或改编过的抄本，如日本真福寺所藏《琱玉集》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无名类书残卷、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斯二零七二号残卷，以及金代王朋寿编《增广分门类林杂说》（近人刘承干刊《嘉业堂丛书》本）等，但相对最为完整的本子则是西夏文本，编号为一二五——一三一、二六二五、六四四四、六六八六。“西夏译《类林》为刻本，纸高二十五公分，阔十五•五公分，版框高十八•四公分，阔十二•七公分，分卷蝴蝶装，每半页七行，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版心上部有西夏文书题‘类林’二字，卷三、卷四、卷七之后有西夏年款‘乾佑十二年所刻’，据此可以知道刊行年份是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3]经过中外学者如前苏联西夏学家克萍、中国学者史金波等人的研究，《类林》复原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史金波等著《类林研究》代表了该项研究的最新成果，使这一私家类书重光于世。但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记述，它本皆佚，仅见于西夏文本。弥足珍贵。西夏文《类林》卷第六《贞洁篇》关于柳下惠的记述见于刻本第六页A、B面，共六行，汉文对译如后（“/”表示折行；“<>”表示无法用汉语对应的虚词）：
柳下惠姓氏尹名禽谓鲁国人是远行/
<>往夜下城外后<>宿立便一女小/
来共一处<>住此夜寒苦故尹禽女小/
<>冻而死恐怀中<>坐令衣以包盖天/
晓上至亦礼非不行周朝人是此事史/
记文中说[4]
由于西夏语特有的语法特点，研究者又对上引对译文进行了通译：
柳下惠姓尹名禽，鲁国人也。出远行，夜宿城门之下，忽一少女至，共居一处。是夜苦寒，尹禽恐少女冻杀，乃使坐怀中，以衣覆之至旦，而不行非礼。周时人。此事《史记》中说。[5]
正如类林的汉译者已经指出的，“‘尹’为‘展’字形讹”[6]，所谓的“姓氏尹名禽”、“姓尹名禽”，当然是“姓氏展名禽”“姓展名禽”之讹。显然，这个描述与其前的各种官方类书无直接关系。从其汉文译文来看，柳下惠坐怀不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情节。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类林》的作者似乎不大因袭前人的成文，而是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史实。研究者指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于立政引用古书的原则大概是重事而不重文，如果取原引书和《类林》对校，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语句乃至内容的歧异。这显然说明于立政并没有如实照录古书，而可能是仅记下故事的梗概，甚至把整则故事都重新编排后再转述出来。由此可以推想到，作者最初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编书，而大约是在读书时随手记下自己认为合用的材料，想逐渐形成一份典故汇编，以备日后翻检方便。久而久之，故事积累得多了，作者便想到把它们分门别类，统一抄录，于是成了《类林》这样一部书。”[7]如此说来，《类林》应该是“坐怀不乱”定型化的重要节目。那么，坐怀不乱的定型，自可追溯到《类林》成书的唐代初年。但是，作为经过两次转译（汉文—西夏文—汉文）的文献，也难保不会丢失原始信息，况且，上述汉文译文也难免会受到后世传世文献的影响，因此，特别是在遣词造句上，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类林》汉文原文对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表述与后世其他文本的传承关系。这个问题要到敦煌文献里去求得解决。
英国、法国藏中晚唐时代敦煌汉文文献《语对》，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分别从敦煌发现并取得的古类书，原书失名，台北王三庆先生研究后命名为《语对》，并论定其创作时间约在唐神龙至景云年间（705～710）。[8]
作为古类书的一种，《语对》不见于流传，仅见于敦煌文书，同为一书的抄件有：斯七九、伯四六三六、伯二五二四、斯二五八八、斯七八、伯四八七○。其中斯二五八八、伯四八七○、伯四六三六与斯七九属同一写本，而今断裂为四，分藏于巴黎、伦敦两地，此一系列可视为原本，其中伯四六三六与斯七九可直接拼合。伯二五二四与斯七八分别为其后不同的抄本。《语对》形式为分类记事，条目用大字，记事用双行小字。
敦煌文献《语对》保存柳下惠坐怀不乱事迹的，是斯七九号、伯二五二四号文书。斯七九号文书存三纸余粘合成卷，“‘贞男’类一行，其‘颜叔子’起至‘宋弘’共四辞条，又逢纸张接缝，共计十七行。最后一纸则有‘宋弘’条下注文一行，类隔间距一行。”[9]四个辞条依次为颜叔子、柳下惠、杨秉、宋弘，其中柳下惠一条是：
柳下惠：姓展，名禽，鲁人也。夜归不及舍，郭门宿。又有女子来同。时大寒，坐女怀中，以衣覆之，至晓，不为淫乱。[10]
《语对》把颜叔子、柳下惠、杨秉、宋弘并列为“贞男”，与此前的《类林》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伯二五二四号文书是据前一文书的抄录本，因此其《贞男》部类亦有载录，只是文字有节略之处。但关于柳下惠的一段，文字完全相同，说明过录过程中未作改易，亦未发生错讹。
可以发现，敦煌文书的这段文字，对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场景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其中的关键词句，就会发现后世作为恒言成语的“坐怀不乱”已经完全置身其中。试看其文（为引用者所加）：
时大寒，坐女怀中，以衣覆之，至晓，不为淫乱。
应该说，这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明确定型。至此，柳下惠覆寒女的行动彻底完成了由“不称其乱”到“不为淫乱”的实质转变。
其实，前人的描述中已经有了这个场景的主要元素，试与先秦至西汉时期的表述进行比较，如：“门”（《荀子·大略》）、“后门”（《孔子家语·好生》、《诗·巷伯》毛亨传）——“郭门”；“寒”——“大寒”；“覆寒女”（《列女传·齐虞威姬》）——“以衣覆之”；等等。[11]只是“不称其乱”（《孔子家语·好生》、《诗·巷伯》毛亨传）更明确变成了“不为淫乱”。另外，王三庆先生指出，《语对》的渊源可能来自《类林》，虽然《类林》的汉文原本已经佚失，我们如果核对一下，自然发现《语对》一定沿袭了《类林》的文字。
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类林》的翻译刊刻，其时是在西夏乾佑十二年，亦即宋淳熙八年（1181），说明该书此时在中土流行正广。西夏王朝是党项羌族于唐以后在中国西北崛起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1038～1227），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先后同北宋、南宋、辽、金对峙，灭于蒙古帝国。西夏王朝在汉藏文化影响下，创立了独特而发达的西夏文化。西夏文文献中出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记载，本身还说明这一圣贤事迹进入了少数民族文化领域，与西夏王朝提倡儒学息息相关。这也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到了金代，《类林》又有新的增补，以《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的名目出现。元代胡炳文的《纯正蒙求》一书，完全是因袭《类林》、《语对》“坐怀不乱”的记述。可见，并不是文献怀疑论者想象的那样，“坐怀不乱”是“到了1000多年后的元代，才有了故事细节”，而是唐代初期已经定型，后世更以四字定格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广为流传的典故。随着这一定型，“坐怀不乱”这一典故从字面上彻底淹没了原初的意义，由一个勇于救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两性关系的楷模，并为后世所接受。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或“坐怀不乱”的事实真相呢？如果既不“求之过深”也不“过度阐释”，柳下惠的举动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救人。这一行动本来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值得赞赏的行动，具有普世价值。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在“非常条件”下“救人”的举动，不幸被贴上“不乱”的标签，从而引发了后世各种不经的猜测和议论。
收束全文，我的结论是：柳下惠坐怀不乱最早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初年已经孟子之前已经成型的《孔子家语》一书。其后，《孟子》、《荀子》的记载也与此有关。汉代开始，柳下惠坐怀不乱经历了一个形象重塑和内涵转换的过程，至少在唐代初期，成为与今天的讲述完全一致的“典故”而广泛传播。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事迹，成为近三千年来脍炙人口的道德故事。在近三千年的传播与演进过程中，“妪不逮门之女”演化成“坐怀不乱”，是语言表达的简洁化，这一简洁化掩盖了背后的历史真相，但是“坐怀不乱”作为一个史实是勿庸置疑的，并不是象本文开头提及的质疑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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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辞源》缩印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3页。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关于“坐怀不乱”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上品格高尚。”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页。《现代成语词典》解释为：乱，淫乱。“坐怀不乱”后指心地纯粹清白的人在男女关系上，光明正大。
[2]元·胡炳文《纯正蒙求》卷上《夫妇之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4]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5]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6]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7]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8]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并可参看氏撰《“古类书”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抄写卷之研究》，载《敦煌学》第9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会1985年版，第63～81页。
[9]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第一章《敦煌本古类书—语对—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本写卷之研究》第二节《“语对”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本写卷之研究》，第7页。
[10]均依据王三庆的释文，并据图版对标点略有调整。参看氏著《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校笺篇”，第页。原文四条，不分段。另外二条，斯七九“杨秉”条：“宋弘”条：另可参看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1]这个定型的过程还可能对《吕氏春秋》有所取资。《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篇》记述了一件墨家弟子戎夷的事迹，似乎对“坐怀不乱”的细节化起了一定作用：“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看环境，首先柳下惠是美人坐其怀而不乱，正常理解是说其人正直，应该褒意；但也有调侃，开玩笑说其性无能之类的意思，看语境！
要看说话人本身的理解如何。关键在坐怀不乱这一事件的理解，请看马东盈博客：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情节细化与典故定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e4ad701009ia3.html
不管其它人怎么说,做的对就可以
那要看是谁说的，关键是是男还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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