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历史题！！！

汉文帝确实称得上以德治国的典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恩厚赏，优扶诸候
文帝巩固帝位后，宣布“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后来，又有很多皇子立为诸侯王：刘辟缰为河间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文帝大封诸侯王，一方面是为了对刘氏宗族、朝中重臣拥立之功的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也是广施恩惠，笼络权贵，扩大政权的基础。后世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文帝分封诸侯太滥、对诸侯礼遇太厚、管制太松，才酿成了后来诸侯势力日盛，导致了七国之乱的发生。其实，汉文帝对同姓诸侯并非一味迁就，他听取群臣意见，对于擅违法度、谋反作乱的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等分裂势力采取果断措施，削掉王位，坚决镇压；而对于谋反的胁从者，则予以宽大处理，赦其罪过。当时有民谣：“一斗米，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这种对文帝做法的误解正好衬托出汉文帝内心的矛盾。所以汉文帝又对刘长的三个儿子分封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以作为对已死兄弟淮南王的告慰。这种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的作风无疑对于慑服各诸侯、统领全国起了很大作用。难怪，在《史记·孝景本纪》中，司马迁对汉文帝和汉景帝处理诸侯国的措施进行了如此的对比：“汉兴，孝文施大德，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纵而西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天下怀安。”盛赞汉文帝的明智之举，而对景帝、晁错对待诸侯王的做法进行批评。后来的史学家多认为司马迁的评论有失偏颇，其实，如果注意到当时的形势，文帝宽厚对待 诸侯而使天下晏然，而景帝对待诸侯刻薄寡恩以及削弱诸侯过程中不注意缓急轻重导致“七国之乱”的发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司马迁的看法很有道理。
二、重农轻赋，发展生产
汉初,由于战争的破坏,土地荒芜,饥民遍野。到汉文帝时这种局面仍很严重。为彻底扭转这 种局面,他采纳贾谊以农为本,富安天下的建议,诏开藉,并亲耕为吏民作表率。至九月,他又下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以劝之。”为使吏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文帝于公元前167年连续两次下诏曰:“农, 天下之本, 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籍宗庙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为促进农业生产,他还下诏奖励力田者,并采纳晁错的贵粟建议,准许民众以粮买爵、赎罪。
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君臣齐心,重视农耕。恢复了春秋时代国君在春天带头耕种农田的制度;下诏斥责那些轻视农业的官吏;规定哪里发生天灾,官府必须赈济;对缺少粮种或口粮的农民,县府要负责借贷。其次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文帝继位第2年,下令免除田租之半,由汉朝初年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有几年干脆完全取消地租;人头税由每个成年人120钱减为40钱;成年男子服徭役由1年1个月改为3年1个月。上述这些举措,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至武帝之初，百姓安居乐业,家家丰衣足食;大街小巷,牛马成群。
三、宽刑简法，体恤苍生
汉文帝在位期间,为施行德政,在刑罚方面具体采取了如下几方面的措施。坚决取消严刑苛法,正法省刑,宽慈待民。连坐法是封建社会最残忍、最无人道的法律。汉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取消连坐法。他对司法官员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随即,有司奉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诽谤妖言罪,是封建社会专制者禁人之心,钳人之口,以言论、思想惩罚民众的残酷刑律。汉文帝深知这一刑律的弊端,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让老百姓放言讲话。他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页对犯人施肉刑,也是封建刑法残酷性的表现之一。当时汉代刑律承接秦汉,有劓、宫、刖等肉刑。一旦犯法,就要残人肢体。对此,文帝早就不满。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犯法当刑。其小女儿缇萦上书文帝哀求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阅后,便下诏废除肉刑。他说:“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 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汉文帝还多次大赦天下,使众多刑徒得以释放或减刑。同时,加强教化,以仁德教育吏民。使“吏安其居,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四、举贤重谏，以安天下
文帝认为,实行德政,必须任贤重谏,以安天下。史载:“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文帝自己也深刻地指出:“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公元前179年,文帝即位不久,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便召为廷尉。吴公所推荐的才德双全的贾谊,也召为博士。为征求选拔更多的贤良之士,文帝多次下诏要求“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策之,傅纳以言。”文帝所确立的把选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新的选官制度,在当时选任了一大批贤良之士,这为文景之治的取得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帝为了安抚吏民,不但认真选用贤良,而且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信用他们,以匡正自己,大治邦国。为此,他下诏取消了诽谤、妖言罪,任凭吏民上书极谏。史载文帝“每朝, 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非但如此,还下诏征求吏民意见。如后元年春三月,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
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文帝进一步明确了选考贤良的标准,即“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三项要求。同时明确应注意批评和匡正的四个方面,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从制度上保证了贤良的选用和时政弊害的及时纠正。

五、慎战和亲，稳固边疆
对待匈奴问题,文帝鉴于汉匈累年交战,使百姓困累伤亡,便听取吏民意见,重行和亲，“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即使匈奴背约南侵,文帝只诏令严守边境,也不发兵深入北伐,以免“恶烦苦百姓”。南越王赵佗自立为武帝,企图独立,使国家分裂。文帝采取招赵佗兄弟,使之富贵的措施,“以德报之”。同时派使者贾谊劝说，晓之以理,终于感化了赵佗,使之去帝称臣,从而化解了危机,避免了一场使无数百姓死于战火的灾难。
六、勤俭节约，垂范教民
汉文帝是著名的节俭皇帝。班固在《汉书》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他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有一次他打算作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要花费100斤黄金。他听后便说:“百金是十户等人家的财产呀!’，并马上作罢。他穿的衣服是用厚帛做的，不加纹饰，是黑色的。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他在遗嘱中说，给他送葬不许动用车马，送葬人截的白布孝带不得超过3寸.陵墓依山而葬，不准起坟丘，以节省民力。“欲为省,毋烦民。”
七、关心孤寡，力倡孝悌
文帝注重与民同乐。文帝初即位,除大赦天下外,还赐民爵一次,女子百户牛洒,允许吏民大哺五日。类似这种做法,文帝在位期间至少实施了6次。对功臣及有重大贡献的吏民给予重奖。如一次就封太尉周勃民万户,赐金五千斤。对鳏寡孤独、残疾穷困者及老年人更大加关照。文帝即位当年, 就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诏书中说道：“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将赈济与培养孝道结合起来，并规定:“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已上,又赐帛二疋、絮三斤。”文帝自甘泉到高奴，经过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文帝认为：“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文帝去世前,遗诏毋禁民婚嫁及饮酒食肉,并诏令将后宫夫人以下美人、良人等皆遣归其家,使其婚嫁。由于文帝仁慈,天下君民同乐,一片喜庆祥和的景象。故《史记》曰:文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
八、结语
此外，谨慎谦虚，反躬自省也是文帝的治德方略。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剖露自己的为政之道：“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忧于心。”司马迁借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评价文帝的一生。文帝体恤天下、胸怀万民，以自己治国中体现出的圣贤之风、大人之量、以及利国利民的功绩，当受此赞誉。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史，像汉文帝这样勤政爱民的帝王还真是为数不多。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汉文帝的德治精神仍不失为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

汉文帝刘恒[1]（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汉朝第5位皇帝，谥号“孝文皇帝”。汉高祖刘邦四子，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初为代王，建都晋阳。惠帝崩，吕后分立刘恭、刘弘为帝。吕后死，齐王兄弟兴兵伐吕，周勃、陈平见势亦响应，夷灭吕氏一族，史称“荡涤诸吕”。功臣派畏齐王势壮，贪代王势孤，拥立之。公元前180年登基为帝，在位期间，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之在位23年成为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后世将这一时期与其子景帝执政的时期统称为“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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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不过也是中国走向愚昧专制的分水岭式的人物。中国思想走向封闭的始点不是秦始皇，而是汉武帝；同时，皇权不再是仅仅是全民首领，从汉武帝起，皇帝成为可以随意榨取的拥有最高专制权力的人。中国的专制史，始于汉武帝。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人们在称颂秦皇汉武赫赫武功的同时，常常不去想他们所干的大坏事。真是奇怪，我们中国人心里深处，总是特别畏惧和崇拜那些敢于杀人，给百姓带来极大苦难的大英雄们。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读史是为了读现实。按这样的想法来读西汉史，我感到对我们中国人心中的秦皇武帝情结，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对汉武帝这种类型的人，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再让这种人上台，原因很简单，这类人物对工商业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大破坏性。具体说起来，汉武帝留下的坏传统主要有三个：一是他摧毁民营经济；二是他破坏法制；三是他穷兵黩武，拖垮了国家。

巩固皇权

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恩”：封赏功臣、宗室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第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威”：坚决地镇压两起诸侯王的叛乱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贾谊像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D
南宋时还没有《红楼梦》

33.
（2010年4月广州市高三二模）乾隆年间的一首《竹枝词》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竞何如”该情景应出现在
A．天津地区
B．上海地区
C．苏杭地区
D．珠三角地区
答案：
D
解析：
“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说明古代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记问洋船曾到几”，说明当时丝织品出口到外国。当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外贸易，故此情景应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