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对造假比出发十分残酷，所以很少有人去冒这个风险。
中国古代货币的铸造，主要采用型范浇铸的工艺。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先后采用了平板范浇铸、叠铸和母钱翻砂三种工艺。
钱币制作过程，首先制成所铸钱币的陶范，然后将陶范两两重合，累积 叠起形成范包，再将铜熔成铜液，把铜液浇注人范包，待铜水冷却后，打碎范包，取出固定好的铜钱，然后用一根方形木棍，将方孔圆钱穿成串，打磨毛刺，最后成型。
扩展资料：
看铜质
我国历代铜钱大多数是以铜合金形式铸造的，因合金的成分不同，铜钱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总地来讲，用铜锌合金铸造的铜钱呈黄色，铜锡合金铸造的铜钱呈青色。明嘉靖以后，开始向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代新疆等地用红铜铸钱，颜色紫红。在铜钱鉴定过程中，如发现铜质与时代不相符的铜钱，即可断定其为伪品。
观锈色
提高铜钱伪锈鉴别能力，是铜钱鉴定的重点所在。因为几乎每种作假方法，最后都要用伪锈来做掩饰。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下不易生锈。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生成氧化铜、碱式碳酸铜等。铜锈一般是指铜质铜钱表面形成的一种氧化物。
看钱文
很多铜钱有铭文书写是我国铜钱的一大特点，而且不同时代的铸币铭文，．”文字字体各有特征，有不同的书写风格。根据这些特征可检验是否为同时代的铜钱。
观版别
从版别上辨别古钱必须要多接触实物，以熟悉各个朝代的铜钱真品。不但要注意珍稀品，也要注意大量的普通品种。因为这些普通品很少有伪品，能真实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钱特征。造假者往往为了品相美观，将刀币、布币边缘磨光滑，实际上是画蛇添足，露出了破绽。
铸作方法
铸作（铸造和形制）的鉴别也是铜钱辨伪的重要依据。我国铜钱的铸造分为两个阶段，唐代以前采用范铸法，唐代以后多用母钱翻砂法口范铸法主要有陶范、石范和铜范三种，陶范是最早出现的铸币方法，战国以后才开始使用后两种方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铜钱
古代人对造假比出发十分残酷，所以很少有人去冒这个风险。造假钱 历代均“严打”只有唐朝“放一马”
汉：闹市处死 唐：流放三千里 宋：处以绞刑 元：死罪不能免 明：处以斩刑 清：非斩即绞———
如今上街购物，付款时如果用面额比较大的钞票，收银员免不了会在验钞机上蹭两下，遇上没有先进设备的主儿，可能会对着太阳看看水印儿。这也怪不得谁，都是假钞惹的祸。
伪造、私铸货币和铜钱有着一样久远的历史，历朝历代都会颁布法令，严惩伪造假币、假钞的罪犯。
秦代
自有铜钱起就有人私铸
自秦代起，圆形方孔的铜钱就成为各代的法定货币。在秦代也有关于盗铸钱币罪的记载（相当于今天的伪造货币罪）。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秦国某地甲、乙二人将丙、丁扭送官府，还拿着一百一十个新钱和两个铸造钱币用的模子。甲、乙控告说，丙私自铸造了这些钱币，丁是他助手，新钱和模子都是在他们家里搜查到的罪证。
秦简没有记载丙、丁受到了什么处罚，汉简却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考古发现的汉初竹简上的法律被认为直接继承了秦律的规定，依据竹简上的法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丙、丁都会被处死。而且，甲、乙可以因举报有功得到晋爵一级的奖赏，或者用这项奖赏来换取免除一个人的死罪。
汉代
私自造铜钱在闹市处死
汉代出现了五铢钱，汉代有关私铸货币罪的法律规定大体是这样的：
私自铸造铜钱的，主犯和从犯都要在闹市被处死（弃市），以儆效尤；为了获取铜（在当时为贵重金属）或钱币中其他原料而故意销毁通行货币的，以盗窃罪论处；知道他人私自铸造铜钱，却给他们提供铜、炭等原料，或者明知是盗铸钱币却胆敢使用，让其进入流通市场，这两种犯罪与盗铸钱币判处一样的刑罚。
唐代
量刑减轻最重为流放
唐朝的法定货币是“开元通宝”。唐高祖时下诏通谕天下，胆敢有私自铸币的，不仅犯罪人要判死刑，而且家属也要籍没为奴婢。后来，在私铸货币罪上不再使用死刑，出现轻刑化的趋势。
《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规定：凡私自铸造钱币的，处以三千里的流放刑（最重的流放刑）；铸造工具已经准备齐全但还没有铸造钱币的，处以两年徒刑；工具还没有准备齐全就案发的，打一百棍子（杖刑）；用官制钱币磨措薄小的方法来取铜获利的，处一年徒刑；如果铸造的不是通行钱币，哪怕铸造金银也不是犯罪。
唐代设有官方钱样，用来与磨损钱币进行比较，以断定是否实施了磨措钱币的罪行。这一条虽然也被古人放在“私铸钱”条目下，实际上应该属于现在的变造货币罪。不过，由这一条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立法的完备和细致。
宋代
若官员失职
负连带责任
宋代经济发达，私铸货币的情况也比前代要严重。
宋代法律规定，犯私铸钱币罪的要处以绞刑，还在预备阶段的减一等，即处流刑；指导他们从事私铸钱币罪行的，或者以工匠身份参与铸造的，判处死刑或流放行，视情节轻重而定。
从宋代起还出现了纸币———交子，后来叫做宝钞。法律规定，私造交子的，要到边疆服劳役，显然比私铸钱币处刑要轻得多。
另外，宋代惩处私铸的立法强调连带责任，层层设防，越基层的官员责任越大，处刑越重。
如果私铸钱的行为没被及时发现，地方上负责社会安全、巡查犯罪的官兵要被判处一年徒刑；这些人的上级官员，如巡检、县尉减一等处杖刑；县令、知州、通判则再减一等；以上这几类人如果知情不报或放纵罪犯的，在犯人所处罪的基础上减两等处刑。
元代
三次用假钞流放到边疆
元代的通行货币是“钞”（一种纸币），所以设有“钞法”。
钞法规定：伪造钞者要处死；自首或者告发他人的，奖励白银五锭，而且还要奖励罪犯的家产；凡是伪造钞币的，不管是主谋起意的，还是雕刻印版的，采买颜料的，填写字号的一律处死，没收家产。
在我国古代，犯死罪的，如果家中父母年迈，又没有其他男丁，则可以免死，执行其他刑罚，但是这一条规定却不适用于伪造货币罪。
另外，对知情不报的邻居要打七十七棍子；里正、社长等基层人员没有及时发现犯罪的，以及负责巡捕的官兵都各要笞四十七下；再上一级的官员要笞三十七下；如果罪犯逃脱，要依强盗罪下发通缉令，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抓捕逃犯。
买卖使用假钞的，初犯打一百零七棍子，再犯的，打完了还要加一年徒刑，第三次犯就得流放到边疆。
在犯罪认定上，元代与前代差别不大，只是元代打棍子不打整数，而是以七为尾数，很有民族特色。
法令还规定，凡捕获制造伪钞罪犯的赏银五锭，如果是负有追捕责任的官差，则赏银减半；如果因捕获罪犯应该受赏却身亡的，那么其赏银交给他的亲属。元朝的法律竟是如此赏罚分明、考虑周全。
明代
告发造假者得犯人家财
明代《大明律·刑律》“诈伪”条规定：伪造宝钞，不管主犯还是从犯以及藏匿知情不报者都处以斩刑，财产没收；告发犯罪并确实帮助官府抓捕到罪犯的，由官府给赏银二百五十两，并奖赏犯人被官府没收的财产。
里长知情不报的，杖一百下，不知者不为罪；负责巡守、抓捕的官兵知情故纵者也杖一百；如果官兵在搜查伪钞的过程中，有私自藏匿、不上交的行为，则要杖一百，并流放三千里。
除伪造宝钞外，明代还规定私铸铜钱的处以绞刑，参与犯罪的工匠同罪，其他从犯和明知是私造钱币仍购买使用的，各减一等处罚。
明代一方面加重了刑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赏金，而且官员的责任不再随级别的上升而减小，反而出现了对官员判刑重于平民的情况。
清代
私铸货币非斩即绞
清代律条规定：凡私铸铜钱的，主犯和工匠都判处绞监候，类似于今天的死刑缓期执行；从犯和明知为伪造货币却买卖使用的处流放刑；告发犯罪者，由官府奖励五十两白银。大清律关于此罪的规定基本与大明律相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大清例中。
大清例规定，犯私铸罪的主犯和工匠均处以斩决，即死刑立即执行，而且是身首异处的斩刑，此外家产还要没收；从犯和知情却买卖使用者处以绞决，也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一种方式；犯罪实施场所的房主、邻居以及主管基层官员明知有人私铸铜钱却不告发，捉拿归案的，一律比照从犯定罪，处以绞决。
清代律和例中都有关于伪造铜钱罪的规定，律的规定是原则性的，比较稳定，具有普遍性；例则具有特殊性，法律效力高于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律的变通。
清“例”的量刑明显重于“律”，斩决和绞决是清代最重的法定刑，也就是说伪造货币被认为是性质最严重的犯罪之一。
民国
向西方学习判刑处罚金
南京国民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刑事立法，在刑法中规定：以使用为目的来伪造、变造通行的货币、纸币、银行券的，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且要附加五千元以下的罚金，即使还处于准备过程中也构成犯罪。
民国时期刑法对伪造货币罪的规定，从立法的原则和内容上都与当时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相近。
现行法律
我国现行刑法第170条明确规定，伪造货币罪指那些仿照货币式样、票面、图案、颜色、质地和防伪标记等特征，使用描绘、复印、制版印刷和计算机扫描打印等方法，非法制造假货币，冒充真货币的行为。
这里的货币不仅包括我国货币，也包括外国的货币，但是必须是正在流通的货币（这一点早在唐律中就有所规定）。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对于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参考资料：http://tieba.baidu.com/f?kz=19955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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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代起，圆形方孔的铜钱就成为各代的法定货币。在秦代也有关于盗铸钱币罪的记载（相当于今天的伪造货币罪）。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秦国某地甲、乙二人将丙、丁扭送官府，还拿着一百一十个新钱和两个铸造钱币用的模子。甲、乙控告说，丙私自铸造了这些钱币，丁是他助手，新钱和模子都是在他们家里搜查到的罪证。
秦简没有记载丙、丁受到了什么处罚，汉简却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考古发现的汉初竹简上的法律被认为直接继承了秦律的规定，依据竹简上的法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丙、丁都会被处死。而且，甲、乙可以因举报有功得到晋爵一级的奖赏，或者用这项奖赏来换取免除一个人的死罪。
汉代出现了五铢钱，汉代有关私铸货币罪的法律规定大体是这样的：
私自铸造铜钱的，主犯和从犯都要在闹市被处死（弃市），以儆效尤；为了获取铜（在当时为贵重金属）或钱币中其他原料而故意销毁通行货币的，以盗窃罪论处；知道他人私自铸造铜钱，却给他们提供铜、炭等原料，或者明知是盗铸钱币却胆敢使用，让其进入流通市场，这两种犯罪与盗铸钱币判处一样的刑罚。
自秦代起，圆形方孔的铜钱就成为各代的法定货币。在秦代也有关于盗铸钱币罪的记载（相当于今天的伪造货币罪）。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秦国某地甲、乙二人将丙、丁扭送官府，还拿着一百一十个新钱和两个铸造钱币用的模子。甲、乙控告说，丙私自铸造了这些钱币，丁是他助手，新钱和模子都是在他们家里搜查到的罪证。
秦简没有记载丙、丁受到了什么处罚，汉简却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考古发现的汉初竹简上的法律被认为直接继承了秦律的规定，依据竹简上的法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丙、丁都会被处死。而且，甲、乙可以因举报有功得到晋爵一级的奖赏，或者用这项奖赏来换取免除一个人的死罪。
汉代出现了五铢钱，汉代有关私铸货币罪的法律规定大体是这样的：
私自铸造铜钱的，主犯和从犯都要在闹市被处死（弃市），以儆效尤；为了获取铜（在当时为贵重金属）或钱币中其他原料而故意销毁通行货币的，以盗窃罪论处；知道他人私自铸造铜钱，却给他们提供铜、炭等原料，或者明知是盗铸钱币却胆敢使用，让其进入流通市场，这两种犯罪与盗铸钱币判处一样的刑罚。
唐代
唐朝的法定货币是“开元通宝”。唐高祖时下诏通谕天下，胆敢有私自铸币的，不仅犯罪人要判死刑，而且家属也要籍没为奴婢。后来，在私铸货币罪上不再使用死刑，出现轻刑化的趋势。
《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规定：凡私自铸造钱币的，处以三千里的流放刑（最重的流放刑）；铸造工具已经准备齐全但还没有铸造钱币的，处以两年徒刑；工具还没有准备齐全就案发的，打一百棍子（杖刑）；用官制钱币磨措薄小的方法来取铜获利的，处一年徒刑；如果铸造的不是通行钱币，哪怕铸造金银也不是犯罪。
唐代设有官方钱样，用来与磨损钱币进行比较，以断定是否实施了磨措钱币的罪行。这一条虽然也被古人放在“私铸钱”条目下，实际上应该属于现在的变造货币罪。不过，由这一条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立法的完备和细致。
宋代
宋代经济发达，私铸货币的情况也比前代要严重。
宋代法律规定，犯私铸钱币罪的要处以绞刑，还在预备阶段的减一等，即处流刑；指导他们从事私铸钱币罪行的，或者以工匠身份参与铸造的，判处死刑或流放行，视情节轻重而定。
从宋代起还出现了纸币———交子，后来叫做宝钞。法律规定，私造交子的，要到边疆服劳役，显然比私铸钱币处刑要轻得多。
另外，宋代惩处私铸的立法强调连带责任，层层设防，越基层的官员责任越大，处刑越重。
如果私铸钱的行为没被及时发现，地方上负责社会安全、巡查犯罪的官兵要被判处一年徒刑；这些人的上级官员，如巡检、县尉减一等处杖刑；县令、知州、通判则再减一等；以上这几类人如果知情不报或放纵罪犯的，在犯人所处罪的基础上减两等处刑。
元代
元代的通行货币是“钞”（一种纸币），所以设有“钞法”。
钞法规定：伪造钞者要处死；自首或者告发他人的，奖励白银五锭，而且还要奖励罪犯的家产；凡是伪造钞币的，不管是主谋起意的，还是雕刻印版的，采买颜料的，填写字号的一律处死，没收家产。
在我国古代，犯死罪的，如果家中父母年迈，又没有其他男丁，则可以免死，执行其他刑罚，但是这一条规定却不适用于伪造货币罪。
另外，对知情不报的邻居要打七十七棍子；里正、社长等基层人员没有及时发现犯罪的，以及负责巡捕的官兵都各要笞四十七下；再上一级的官员要笞三十七下；如果罪犯逃脱，要依强盗罪下发通缉令，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抓捕逃犯。
买卖使用假钞的，初犯打一百零七棍子，再犯的，打完了还要加一年徒刑，第三次犯就得流放到边疆。
在犯罪认定上，元代与前代差别不大，只是元代打棍子不打整数，而是以七为尾数，很有民族特色。
法令还规定，凡捕获制造伪钞罪犯的赏银五锭，如果是负有追捕责任的官差，则赏银减半；如果因捕获罪犯应该受赏却身亡的，那么其赏银交给他的亲属。元朝的法律竟是如此赏罚分明、考虑周全。
明代
明代《大明律·刑律》“诈伪”条规定：伪造宝钞，不管主犯还是从犯以及藏匿知情不报者都处以斩刑，财产没收；告发犯罪并确实帮助官府抓捕到罪犯的，由官府给赏银二百五十两，并奖赏犯人被官府没收的财产。
里长知情不报的，杖一百下，不知者不为罪；负责巡守、抓捕的官兵知情故纵者也杖一百；如果官兵在搜查伪钞的过程中，有私自藏匿、不上交的行为，则要杖一百，并流放三千里。
除伪造宝钞外，明代还规定私铸铜钱的处以绞刑，参与犯罪的工匠同罪，其他从犯和明知是私造钱币仍购买使用的，各减一等处罚。
明代一方面加重了刑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赏金，而且官员的责任不再随级别的上升而减小，反而出现了对官员判刑重于平民的情况。
清代
清代律条规定：凡私铸铜钱的，主犯和工匠都判处绞监候，类似于今天的死刑缓期执行；从犯和明知为伪造货币却买卖使用的处流放刑；告发犯罪者，由官府奖励五十两白银。大清律关于此罪的规定基本与大明律相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大清例中。
大清例规定，犯私铸罪的主犯和工匠均处以斩决，即死刑立即执行，而且是身首异处的斩刑，此外家产还要没收；从犯和知情却买卖使用者处以绞决，也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一种方式；犯罪实施场所的房主、邻居以及主管基层官员明知有人私铸铜钱却不告发，捉拿归案的，一律比照从犯定罪，处以绞决。
清代律和例中都有关于伪造铜钱罪的规定，律的规定是原则性的，比较稳定，具有普遍性；例则具有特殊性，法律效力高于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律的变通。
清“例”的量刑明显重于“律”，斩决和绞决是清代最重的法定刑，也就是说伪造货币被认为是性质最严重的犯罪之一。
民国
南京国民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刑事立法，在刑法中规定：以使用为目的来伪造、变造通行的货币、纸币、银行券的，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且要附加五千元以下的罚金，即使还处于准备过程中也构成犯罪。
民国时期刑法对伪造货币罪的规定，从立法的原则和内容上都与当时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相近。
现行法律
我国现行刑法第170条明确规定，伪造货币罪指那些仿照货币式样、票面、图案、颜色、质地和防伪标记等特征，使用描绘、复印、制版印刷和计算机扫描打印等方法，非法制造假货币，冒充真货币的行为。
这里的货币不仅包括我国货币，也包括外国的货币，但是必须是正在流通的货币（这一点早在唐律中就有所规定）。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对于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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