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华民族栖息生活在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太平洋西岸。中国的领域广大，腹地纵深，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夏朝活动的领域以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处为中心。史书记载：“芒芒禹迹，亘为九州，经启九道”1，反映了夏朝已经统治了范围不小的地区。到了商代，其统治区域以今河南中部偏东黄河西岸为中心，东至海，西至今陕西，北达今河北，南抵湖北一带。西周初年的封国，古史称有“一千八百诸侯”。周王不断分封，其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以南，西至今甘肃，东北至今辽宁，东至今山东，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奴隶制国家。
　　 经过商、周二代约13个世纪的发展，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元前210年，秦朝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海。此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虽然时有盈缩，但基本的趋势是逐渐扩大，逐渐巩固，不少王朝都拥有过今天中国以外的疆域。如从西汉中期至西晋末年的400多年间，朝鲜半岛的东北部曾经是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自西汉中期到唐朝末年的千余年间，今越南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唐朝和元朝的北界远达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唐朝的西界一度直抵中亚的威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地，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国家。
　　 1840年，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土地，甚至连条约都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侵占的既成事实。但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国土免遭更大蚕食。饱经沧桑，惨遭分离的台湾同胞，1945年才回到中国的怀抱，在20世纪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低悬殊的地势以及东亚大气环流系统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复杂而多样的气候，世界上有的气候类型，中国大部分都有。
　　 从农业生产观点来看，从气候资源光、热、水的状态来看，中国气候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光、热资源丰富。中国大部分领土属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热带，全国各地的太阳幅射和热量都可满足各种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二是水分分布不均。中国东南部受夏季风的强烈影响，一般降水量1500毫米以上；而西北内陆区受大陆气团控制，降水量一般在400毫米以下，这是东南部为农耕区，西北部为畜牧区的自然基础。三山地气候居多。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广大山区的气候条件对农业来说有有利的方面，即有多种垂直气候带，气候类型多样，利于发展多尺度、多层次的立体农业，发展林、牧、果、药等多种经营。
　　 以上特点，有史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受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气候状况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如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民族的迁移、人口增长和文化的传播等都起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中华文化的滋生地不仅领域广大，而且地形、地貌繁复，多条大江大河纵横，为世界其它古文化区所罕见。
　　 除了山地、高原、盆地、平原、丘陵五种我国最重要的常态地貌类型以外，我国还有类型繁多的特殊地貌分布，如冰缘地貌、海岸地貌、冰川地貌等。其中冰缘地貌，仅青藏高原和大兴安岭北段，类型就有45种以上，比前苏联和美国多一倍，成为世界上冰缘地貌类型最多的国家。如此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多元化和中华文化的多样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我国地处地球的北温带，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气候宜人，众多的江河湖泊，使广阔的土地可垦可耕，供人们衣食。因此，与世界上各古老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产生和延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同埃及文化囿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化囿于两河流域相异，中华文化滋生地不是依托一个江河流域，而是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大的区段。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在古代曾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可供人类居住和农作。据土壤专家研究，黄土是一种有很强自肥能力的土壤，又具有较好的保水性能，适于种植粟和谷子这类耐旱作物。中原的东部是华北大平原，这片由黄河泛滥冲击而成的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含有丰富的腐植质和各种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氮、磷、钾诸元素，是一片适宜种麦、黍、谷、粟、稻五谷的沃土。由于土壤细腻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天然植被和开垦耕种。因此，黄河中下游一带便成为华夏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的地区，华夏先民在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生活觅食、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业，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原地区最早成为中国古文化的中心。
　　 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学家论证，长江流域是中华新旧石器文化遗址发掘数量仅次于黄河流域的地区，长江为孕育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流经10个省、市、自治区，全长6300多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并且流量大，流域面积广，资源丰富。当黄河流域因战乱频繁、大批文人学士和劳动力为了避难举家南迁，以及垦伐过度、气候转向干冷等原故导致农业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以巨大的经济潜力成为人们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可以说长江与黄河共同哺育了中华古老文明。至于岭南的珠江流域、闽南滨海地带、云贵高原、台湾、海南岛，更增添了这一回旋区间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中华文化延绵不辍，没有出现埃及、巴比伦等古文化那样的中绝现象，与这种优越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人们采取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农业、牧业、狩猎、养殖、捕捞、采集、冶矿、手工业、林业等各种产业，成为了各地不同的物质基础。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各地的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尽相同，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一般来说农耕民族依恋土地，重农轻商，居安思稳，保守平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重牧轻农，勇猛好斗。生活在近海滨的人民视海洋为财富的来源，致力于渔业和盐业的开发生产，易于接受外来文明。西域的一些绿洲小国本身土地资源有限，但因位于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很早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地域的差别，使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特点非常明显。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相异于“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又各具特色。至于在湿润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更是大相径庭。这些文化类型的形成当然更直接受人文因素的作用，不过，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毕竟是中华文化多样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整体地理环境说，按著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划分为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比较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也比较方便。又由于内地活动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故容易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国家，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沿海岛屿，而其与海洋为伍的人民，究竟占全部人口的少数，其人民本性仍然是大陆性格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在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石器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有别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徵。
　　中国整体地理环境的格局恰与海洋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反。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其它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著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贯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高达四千至五千米。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些都可以说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