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有关秦朝经济的资料

d

秦朝统一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兼谈秦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作者：高婷婷 来源：《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 点击数:652

��

传统观点都无一例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其主要依据是秦统一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 地区物产流通，有利于商品交换。如翦伯赞先生认为秦代政府为适应商业交换全面发展的要求而宣布废除前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制度，而重新确立一种全国统一的新制度。在战火熄灭的 条件下，中国的商业交换开始向以全国为规模而活动的历史阶段，并据此认为秦朝是代表工商业主利益的政权。��①�后世史家虽然对翦老提出的秦是工商业主利益代表的观点有所 修正，但是仍然认为秦始皇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拆关塞、修驰道是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的。如林剑鸣先生等在其论著与论文中都阐明此观点，认为秦的社会经济在统一后获 得发展。�②但仔细分析，这些流行观点都是站在今人的角度而作出的推论，而忽略了对秦朝工商业发展具体情况的考察，也忽略了对秦始皇采取这些政策的主观目的的分析。因为商 品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经济结构是否有利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经济政策是否为了发展商品经济而制定并执行。笔者认为，秦始皇推行统一政策的本意是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强化对 全国各地经济政治的控制，主观上并没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意图。尽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制度的统一有利于商品交换，当时经济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也存在促进的可能性，但这 种可能性能否转化成现实并不仅仅决定于制度本身，还要取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而秦的经济政策是“上农除末”，是抑制商业的，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本身是抑制商品 经济发展的，但这还不是秦朝商品经济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秦统一后对经济结构大规模的调整，也就是用强制手段把六国的经济结构纳入秦的经济运行轨道中，从 而阻断了东方六国私营工商业发展势头。对此，史学界尚未深究，本文就此略述于下，以求方家指正。�

这要从战国时期秦与东方六国经济结构的差别谈起。在秦朝统一之前，秦与东 方六国属于不同的经济区域，各自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也发展不一，各有特色。大体说来，秦在商鞅变法之前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而在商鞅变法之后，官营工商业则居于主导地位 。史称“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③，秦因其土地肥沃和物产的丰富，往来于陇蜀之间经商获利；秦献公七年，曾“初行为市” �④表明国家在制度层面对商品交换予以管理。但商鞅变法之后，秦孝公接受商鞅霸道治国的主张，一民与农战，“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⑤对原来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国家垄断经济资源，严格执行国家授田制和军 功赐田。其授田标准是每夫百亩，有军功爵者增加授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⑥。“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 益田一顷，益宅九亩”�⑦这个“益”就是在原有授田数量的基础之上增加的授田数量。云梦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故入刍三石，稿二石”。�⑧ 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并在统一之后继续执行的授田制度。在授田给农民的同时，对农民的生产活动也进行严格的管理，使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的政治、军事需求。并且国家严 格垄断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抑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云梦秦简《田律》中有这样的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林木山林及雍(壅)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卵，毋□□□□□□毒鱼鳖，置穽(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⑨即使有季节定时向民间开放，也是不允许擅自砍伐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执行。此后秦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官营工商业为主，且土地国有化程度提高。农 业上规定要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没有耕种的田地的项数以及下雨量多少受灾情况也要一一向官府报告，《田律》规定：“雨为(澎)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澎)稼、诱(秀)粟及(垦)田毋(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 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早(旱)及暴风雨、水潦、(螽)、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 数。”��[10]�当然不仅对土地田间管理国营化，而且还规定如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国家发展官营工商业，控制工商资源，既满足军工需要，又 减少国家对市场的依赖。在《关市》中“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11]�对市场秩序实行严格管理 ，同时对作坊产品质量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工律》中：“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12]�而且计帐时，不同规格的产品不得列于同一项内出帐。对生产的定额，秦简《均工》中也有记载：“新工初工事，一岁半红(功)，其后岁赋红(功)与故等。”�[ 13]�《工人程》云“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五人当工一人。”�[14]�也正是由 于秦官府严格把持山川林泽，所以官营工商业发展有个比较相对完善完备的体系与规定，国 营工商业发达。�

六国也实行授田制，如《荀子·王制》云：“百亩一守，无所移也”；《管子·巨乘马》云：“一农之量，壤百亩也”，“起一人之徭，百亩不举；起十人之徭，千亩不举；起百人之 徭，万亩不举”。银雀山汉简《田法》也有相关的记载，“州乡以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人不举或中之田，以地次相。”�[15]�但是国家对经济控制和干预远 远低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私营工商业始终很发达。六国自古以来就是经济自由的发展，私营工商业历史传统悠久，如齐国，齐太公姜尚封于营丘，“地之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 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6]�，“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布帛鱼盐。” [17]�不仅齐国如此，其余各国与此相类，《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东方各地经济传统的叙述均说明其私营工商业传统的久远，这些为治经济史者所熟知，勿须赘举。降至战国，六国 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但国家并没有用行政权力干涉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仍然处于凯歌行进之中。[18]�其时之六国对山川林泽等经济资源控制宽松，在“相地而 衰征”原则下把山川林泽折成良田授给农民。《管子·乘马》云：“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 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五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 当一。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爷得入焉，十而当 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 ；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山东临沂银雀山竹书《田法》也有类似的论 述，云：“恒山林者，县得治之……大材之用焉，五而当一。山有木，无大材，然后斤斧得 入焉，九而当一。秃……□□蒹(镰)缠得入焉，十而当一。秃尺(斥)津……罔(网)得入焉。 七而当一。小溪浴(谷)古(罟)罔不得入焉，百而当一。美(沉)泽蒲苇□□石，百而当一……□百而当一。”��[19]�这 虽然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制度，但这是以现实的实践为依据的，反映了“相地而衰征”的一般状况。更重要的是，六国政府对农民的经济活动远不象秦国那样予以严格控制，农民可以 自由经营土地。那些不宜农耕的山川林泽就发展畜牧业、手工业、矿产业、煮盐业。因而战国时期私营工商业主均活跃于六国而不见于秦，六国商品经济发达于秦。”��[20]�如楚国 ，“海盐之饶，章山之铜”��[21]�，气候潮湿，盛产竹木，有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22]�邹国鲁国 也是“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3]�。在六国地区不仅普通商人从商，贵族也有经商的传统，他们不但搞长途贩运，而且从事高利贷。楚国的鄂君启，也是大贵族，并且享受优惠的 商业政策，他经营着一支庞大的商队，拥有一百五十只船、五十辆车运送货物，每辆车子的运载量可抵十头牛或十匹马或二十个挑夫，真可谓浩浩荡荡，除了军用物资不得贩卖外，其 余均可买卖，并有楚怀王发的金节，走遍楚国，均可免税。�[24]�齐孟尝君，食邑于薛数万户，在薛地放贷，并立契券为凭，一年利息达十多石。司马迁曾概述关东地区经济状况云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陈、 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 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5]�，所有这些均是商品生产，这虽然是汉初的情况，但这是战国经济特点上的复苏，可窥战国商品经济之一斑。究其原因，均在于秦与六 国经济结构的差异：秦的手工业、商业以国营为主，生产目的是满足秦国需要而非为了市场需求，而六国虽然也存在国营工商业，但私营工商业发达，其生产不是为了自身消费而是为 了市场交换来获取利润。�

秦统一后，为了强化对关东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控制，稳定社会秩序，在统一制度的同时，又采取各项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从理论上说，制度的统一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人们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肯定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这种统一改变了六国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经济结构，把不同的经济区整合在同一个政治体系之下，使 各区域的经济结构整齐划一，中断了原六国的商品生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统一授田制度，加强对土地和山川林泽的控制，使得关东地区的手工业者、商人、农民无法使用山川林泽等经济资源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

第二，统一币制，由中央统一铸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笪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 时而轻重无常”。��[26]�云梦秦简《封诊式》中“某里士五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 百一十钱、容，来诣之。” ��[27]�这在理论上是有利于商品流通的。但是，客观效果并非如此。这一方面因为六国使用的是称量货币。称量货币是以其自身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形态，作为一般等价物必须以自身 的质量、重量的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因而战国时期关塞壁垒，各国币制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商品流通，即使私人铸币也不影响货币价值，此时的称量货币相当于准硬通货。交换时，只 是多了一道折算的麻烦而已。但是新的度量衡制和货币制也中断了原货币体系在民间的运行，从此以后，市场流通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国家的货币发行量，商品交换必然受制于官府， 原来所有的货币都统统作废。同时铸币权属于中央，这实际上是借币制改革的机会对原来六国货币系统进行财政贬值，从而实现控制市场的目的。这就在实质上把原来东方的商品经济 纳入了秦的计划结构之中。�

第三，迁徙豪强。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就开始逐步迁徙六国的大商人、工商业主和贵族。“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28]�，“秦伐魏，迁孔氏南阳 。”��[29]�在秦始皇二十年即秦统一六国的当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30] �对六国的工商大贾采取剥夺政策，把他们迁到关中、陇西、西北等地区。秦的迁徙具有明 显的政治目的，因为所迁豪强都是地方大姓，有权有势，容易在地方上形成政治集团，“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患，把他们迁出原籍，实质割裂了原来错综 复杂的地缘关系，便于直接监视和控制。此外，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原因，那就是便于在经济上实行结构的整齐划一，变私营工商业为官营工商业。尽管部分手工业者如卓氏、程郑到了 迁徙地之后又重操旧业，寡妇清因矿冶至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31]�，受到秦始皇的礼遇，“为筑女怀清台” [32]�，乌氏倮因畜牧至富也为秦始皇所尊重，但这和被迁徙数以万计的关东工商业者来说毕竟是凤毛麟角，象程氏、卓氏还要经 过重新创业的艰难。对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来说，他们原来的土地、手工工场等生产资料被收归国有，原来所拥有的奴隶也变成了国有奴隶，正常的商品生产被中断，所以商品经济处 在衰落的趋势，市场交换必然萧条，农民之购买生产工具别无选择地购之于官府，即使是军功地主、官僚欲购买生活奢侈品也要受到诸多的限制，手工业的生产和交换处于官府的严密 控制就之下，失去其发展的活力。�

如果说，在统一之初的关东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手工业者、商人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话，秦始皇用兵岭南之后，又把商人惩罚性地发往岭南戍边，就是所谓的谪戍制度，“先发吏有 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32]�，商人无论有无市籍，都被遣送岭南，原来的商业活动彻底废止。�

秦始皇三十一年曾“使黔首自实田”，即允许农民自由垦荒，这从理论上说，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山川林泽等经济资源，原来有手工业生产经验的人可以因此而重操旧业。但是，衡以其 他的经济政策和法律，以及秦朝经济结构的特点，此举仅仅是鼓励农民从事农耕而已，农民也好，工商业者也好，均不能因此而从事工商业生产。明乎此，我们就不会就制度论制度， 无视其经济结构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决定作用，推论出秦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拆关梁推进了商品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了。�

正因为有此弊端，西汉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在继承秦的法律制度的同时，改变政策，调整经济结构，首先在继续秦徙豪政策的同时，改变了其操作方式，变剥夺为赎买。刘邦称帝不 久，接受刘敬建议，“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经备 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34]�。在公元前198年的十一月，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35]�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利田宅”。这些贵族大姓在秦统一之前广占 田宅奴婢，后被秦剥夺，在秦末战乱中重新占有其故地。刘邦的聪明就在于不是把他们简单 地迁往关中、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是“与利田宅”，即给予他们良田美宅，换取他们的归心，允许其自由经营。西汉立国，即“驰商贾之律”��[36]�“开关梁，驰山泽之禁”� [37]�，本质上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国家放松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在法律上允许私人使用山 川林泽等矿产资源，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云：“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租之，县官给橐，□十三斗为一石，□石县官税□□ 三斤。其口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采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 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38]�官府开放山泽，允许人民煮私盐，挖掘矿产，采银、铅、金和丹，只要向县官交纳一定的税收即可，私营工商业因此而蓬勃发展 。而这些正是吸取亡秦的历史教训的结果。当然，西汉前期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与汉初的大分封就有着内在的关联。因为实行分封制，各诸侯王国因地制宜的 发展王国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命者(益)(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39]�就是其显例。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正是 汉初经济结构的调整，才导致六国时的工商业主的积极活跃如，宛孔氏“大鼓铸，规陂池， 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40]�，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货行贾遍郡国”��[41]�，齐刀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 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42]�“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 不至。……��[43]�塞子斥也，唯桥姚已至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44]�这些无须详举。�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秦朝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拆关塞、修驰道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是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必然措施，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没有像以往 学者所说那样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由于秦无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把东方六国的经济结构强行纳入秦的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中断了东方六国商品经济的继续，从而阻碍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其制度的统一所带来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无法转变为现实。而这种可能到了汉初才转变为现实。�

①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1年6月，37页～38页。�

②目前流行的观点列举如下：林剑鸣认为币制统一后，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上困难，便利 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度量衡的统一客观上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各地联系的加强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44～147页)；朱绍侯 等人认为统一货币法令实施，克服了过去货币不统一的混乱状态，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秦王朝统一度量衡对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趣 了重要作用(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254页～256页)。还有许多论文持此类观点，如罗开玉《论秦代工商业的历史性进步》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云度《试论秦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③④�[16][17][20][21][22][23][25][28][29][31][32][37][40][41][42][43][44]�《史记·货殖列传》。

⑤⑥《史记·商君列传》。

⑦《商 君书·境内》。�

⑧⑨�[10][11][12][13][14][27]�《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 组，文物出版社，1978。�

[15]�关于战国时期各国的授田制，可参见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5页～132页�

[18]�详见臧知非执笔《第一编：战国与秦朝(前475～前206年)》，126页～135页，见田昌五、漆侠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册)，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

[19]�《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十三篇》，文物出版社，1985年。�

[20]�详见臧知非《试论战国山林管理制度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 1994年第2期：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

[24]�徐中舒编，《殷周金文集录》，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年，472～473页。�

[26]�《史记·三王世家》。�

[30]�《史记·秦始皇本纪》。�

[33]�《汉书·爰盎晁错传》。�

[3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5]�《汉书·高帝纪》。�

[36]�《史记·平准书》。�

[38]�《张家山汉墓竹简·金布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文物出版社，2001年�

[39]�《史记·吴王濞列传》。�

(作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秦王嬴政当政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全国。
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嬴政统一六国以后，以咸阳为都城，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政治措施。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嬴政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样，皇帝把统治全国各地的权力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2、经济措施。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了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国，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
3、文化措施。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来的。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交流。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的控制。公元前213年，把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书，通通烧毁，只有医药、卜噬和种植的书不烧。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用刑罚。秦始皇加以追查，最后活埋了460人。这两件事，历史上叫作“焚书”、“坑儒”。
秦朝建立后，统治残暴，给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
秦朝的赋税沉重，兵役和徭役繁重，法律尤其严酷。
公元前209年七月，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各地农民纷纷杀掉官吏，攻占郡县，响应起义。陈胜、吴广牺牲后，继起领导秦末农民战争的是项羽和刘邦。
公元前207年，项羽以少胜多，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占咸阳。
号称强大的秦朝，终于被革命的农民推翻了。
秦朝灭亡后，自公元前206年开始，项羽和刘邦为争做皇帝，进行了将近四年的战争，历史上称为“楚汉战争”。
最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